1．校勘认真，刊刻精良，推动了我国版本学、校雠学的发展徽州刻书以校勘认真，刊刻精良著称于世，版本价值极高。无论坊刻、书院刻、官刻和私刻，都极讲究版本的精善，写刻校雠都不肯苟且。如《汉魏丛书》有3种刻奉：明徽州程荣刻38种，何允中刻76种，清王谟刻86种。版本学家范希曾称“程刻最善”。吴勉学所刻《二十子》中《庄子》和《楚辞集注》、吴继仕所刻《七经图》，其精审常使书贾剜改冒充宋版。徽刻以精善名于世，以至外地的家集都拿到徽州来刻。《袁中郎先生全集》原来已有袁氏家刻和苏州刻两种版本，但袁中道觉得这两种本子都不够理想，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把全集拿到徽州重刻。王重民评价《袁中郎先生全集》万历本“刻于新安，剞劂极精”。 

         徽刻图书不仅写刻校雠认真细致，在辑佚补缺上也颇见功力。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临海陈基著、金华戴良编《夷白斋稿》，久无刻本，仅有钞本流传，且遗失甚多，明弘治间张习为之刊刻时，或有衍文，或有脱漏，非常不理想。于是的廷博非常留心该书，后访得一明钞本，并取他书与张刻本相校，墨笔眉批触目皆是，均谓某字应钞入，某字该去云云。稍有所得，痛快非常。如卷6眉端记云：“此一行刻本亦脱去，今从《草堂雅集》补入，真快事也！” 

         2．大量刊刻插图，发展了中国的版画艺术 

         图书有插图，能够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理解，徽版图书便是以大量精美动人的插图占据刻书出版市场的。徽刻插图在明末各地发行的图书中，不仅量多，而且格调新颖，式样翻新，丰富多彩。有上文下图，如《蹶张心法》，明休宁程宗猷撰，天启元年(1621)程氏刊《耕余剩技》4种本；有文中嵌图，如《天梯日记故事》，明昭阳何胤宗校，徽郡书林周氏刊本；有图文混一，如《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明尹高第撰，天启刊本，丁云鹏画，黄伯符刻；有图中嵌文，如《酣酣斋酒牌》，明高阳酒徒茂先撰，黄应绅刻，万历歙西唐模许氏酣酣斋刊本；有双页连图，如《大雅堂杂剧》，明汪道昆撰，万历大雅堂刊本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最多的还是单页插图。 

         明万历时期，北京、建安、金陵等地的刻本插图基本上都是上承宋元遗风，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线条粗壮，构图简略。徽刻插图形式多样，风格上也一扫粗壮雄健之习，成为工整、秀丽、缜密而妩媚的情调。尤其单页或双页插图，使得图版加大，徽州刻工缠绵精致的刀法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程氏墨苑》、《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的出现，使徽刻插图的绘刻技巧，尤其是彩印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发展了中国的版画艺术。 

         3．编刻丛书、类书，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 

         丛书、类书便于学习，一部丛书或类书，可概括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书，买丛书或类书最为便捷。于是，吴勉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二十子》，吴珀《古今逸史》，汪士贤《汉魏六朝诸家文集》，张潮《昭代丛书》、《檀几丛书》，江旭奇《朱翼》类书等便如雨后春笋，相继推出，很多稀见典籍就是借丛书、类书形式保存于世。明末婺源人江旭奇编辑、歙人吴养 

 春校阅梓行的《朱翼》一书，杂采谱书，以类排纂，间有言论。不仅有江旭奇自己的言论，还载入江旭奇师友的言论，更尽量载入当时的通俗读物，对了解明末的社会思潮具有重要价值。王重民认为此书“正是期刊之先河”。 

         除了丛书、类书外，徽刻单本图书也保存了不少珍本秘籍和通俗读物，使很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和文学作品得以传世。如郑之珍编刻的《目莲救母劝善戏文》，对徽剧、川剧、汉剧、婺剧、桂剧、昆剧、湘剧等剧种、剧目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马曰珀干金刻《经义考》，使这部文献巨著得以保存。我们现在喜爱的几种古典小说，最初也是徽州刻印的。如120回本《水浒全传》，最早的刻本是明代新安刊刻的。《红楼梦》书成后，仅有抄本流传，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徽州程伟元两次用活字印出，即后来的程甲程乙本”。《聊斋志异》成书之后，蒲松龄无力印行，藏之于家，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才由鲍廷博为之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