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名家

  徽州艺术是徽州文化中卓越的一部分，一度以其色彩斑斓的审美形态，占据一个时代中国艺术的高峰。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至今仍以其独特的光辉享誉世界。

  古徽州在这个领域也诞生了众多艺苑名家，具有代表性的诸如新安画派的奠基人渐江大师、南黄北齐之黄宾虹、徽派版画中十竹斋主人胡正言、功在三代以上的篆刻家黄士陵等等，都将是下面着重讲解到的。
      （一）新安画派的奠基人渐江大师

  渐江（1610－1664），歙县东关桃源坞人，俗姓江，名韬，字六奇，释名弘仁，自号渐江学人、渐江僧，又号梅花古衲。他最终在歙县练江畔西干山披云峰下的五明寺圆寂。他是新安画派的开创大师，和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海阳四家”。 渐江兼工诗书，爱写梅竹，擅长诗书画，艺术成就高，有“三绝”之誉。书法学颜真卿楷书，倪云林的行书，还会隶书和篆书。诗多为五、七言绝句，常题画上，死后友人收辑成《画偈》。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则是其画学。清乾隆年间，张庚在《浦山论画》中提出：新安这个地方，自从渐江以模仿元人倪瓒简洁清淡的画风而著称于世，于是大家都争相仿效，成为一个画派。渐江的艺术成就是新安画派中的佼佼者，是新安画派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渐江绘画风格的形成，同新安大好山水很有关系。
        其实渐江从小就爱文学，绘画，既向古代人学，又向当代人学，更重要的是向大自然学——直师造化。开始时他从临摹前辈程嘉燧、李周生的作品做起，后来学习倪瓒的画法。明崇祯初期，渐江在家乡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画家了。如今其存世最早的作品《秋山幽居图》作于崇祯七年（1634），当时他只有25岁。南京博物馆藏有一幅渐江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画的《黄山天都峰图》，画面天都峰高耸突兀,层峦陡壑，几乎所有的山石都是用大大小小的方形几何体组成。山石多用线条勾勒，没有大片的墨，没有粗拙跃动的线，除了少量坡脚及夹石外，基本没有繁复的皴笔和过多的点染。然而这正是黄山的本来面目。出家为僧后，云游四方，十余年中足迹遍大江南北。尤其到了晚年，他往来于黄山云谷寺和慈光寺、休宁建初寺、歙县五明寺之间，完全拜大自然为师，以新安真山真水为稿本，自创新格。曾有诗云：“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崖独杖藜；梦想富春居士好，并无一段入藩篱。”说明他不甘囿于先人藩篱，勇于常变，后世有独创性的大艺术家对他都倍加尊重。其艺术的可贵处在于：既尊传统，又主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正因为有了渐江，新安画派才得以正式确立其在画史上的地位。
       （二）南黄北齐之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祖籍安徽歙县西乡潭渡村，出生于浙江金华。早年激愤于时事，参与同盟会、南社、国学保存会等，后潜心学术，深研画史、画理。曾在北京、杭州等地美术学院任教、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历任新华艺专、北平艺专、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黄宾虹的山水画创作道路经历了师古人、师造化和融化古人造化形成独创风格3个阶段。他在50岁前驰纵百家，溯追唐、宋。其后饱游各地，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泰山，又登五岭、雁荡、畅游巴蜀，足迹半天下。70岁后融会贯通，卓然成一代大师。他的绘画，在深研传统，取精用宏的基础上凝聚和升华，进而融铸为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浑厚华滋，意境郁勃澹宕，是黄宾虹山水画的基本特点。他的山水画和画论，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力，扮演了中国画坛上承前启后的泰斗级大家角色。与二十世纪的其他画坛巨匠相较，黄宾虹更具学养，更富于文人气质。当然除了山水画创作，他在金石学、美术史学、诗学、文字学、古籍整理出版等领域均有卓荦的贡献。
  “画品之高，根于人品”。黄宾虹学养渊博，著述宏富，包括有《黄山画家源流考》《虹庐画谈》《画法要旨》《陶玺文字合证》《古印概论》《古籀论证》《古文字释》《古画微》《鉴古名画论》《黄山画家源流》《宾虹草堂印谱》《画学编》《宾虹杂著》《宾虹诗草》等，诗书画印及鉴赏皆精，擅画山水。他一生勤劳谦虚，诲人不倦。当他九十寿辰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东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的称号。宾虹大师逝世之前曾经嘱其家属，将其收藏的古今名画2283件，铜器、瓷器、玉器及他自己的数千件作品全部捐赠国家，黄宾虹谨守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足见先生热爱祖国之忱，令人感佩！
  （三）徽派版画中十竹斋主人胡正言

胡正言（1580－1671），字曰从，号十竹，安徽休宁人，寄居金陵(今南京)鸡笼山侧，庭院中种翠竹十余竿，因名"十竹斋"。他精通绘画、书法、篆刻，是明末清初一个大胆革新的书画家、出版家、版画艺术创作家。

 徽派版画是中国版画艺术最为优秀的代表，它以纤丽、秀劲的线条，富丽、精工的构图，绚丽多姿的彩印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彩色套版印刷是版画艺术的最高境界。胡正言悉心研究雕版赋彩印制技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彩色画稿分别用各种颜色勾摹下来，分成数块小版雕刻，叠彩套印，创制“饾版”。又特制凹凸版，印时不用任何色彩，只把纸在版上压印，凸现无色图像、造成浮雕效果，时称“拱花”。“饾版”和“拱花”的出现，把版画印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开创了后世“木版水印”方法和套色木刻艺术的先河。
     明崇祯年间，休宁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就是采用饾版和拱花技法印制的。在《十竹斋书画谱·翎毛谱》中，通过饾版赋彩印刷技法印制的各种禽鸟，羽毛上都留下毛茸茸的毛痕，恰如其分地描绘出禽鸟羽毛的感觉。对有些花与叶子的处理，在刷印时，更充分地利用彩晕墨化的特性，使它表现出花的肥嫩和叶子的秀润等，同时对纸质和湿度了如指掌，所以能巧妙地掌握印刷的轻重缓急。《十竹斋笺谱》有289幅图画，包括清供、华石、博古、画诗、奇石、隐逸、写生等内容,画面匀称工整。所有图画都赋彩套印，并用拱花技法印刷，显现出来的浓淡分明的效果，给人以简朴、典雅的印象。
      郑振铎先生评价《十竹斋笺谱》“雅丽工致，旷古无伦”。尤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出版不久即传到日本，不仅对日本版画，就是对日本整个绘画界都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到17世纪，日本才出现了一种写实的“浮世绘”，明显受《十竹斋笺谱》“拱花”的影响。
     （四）“黟山派”徽派篆刻创始人黄士陵

古往今来，文人篆刻作为一门完整的艺术体系，是由徽州人来实现的，他们创造出中国文人篆刻史上第一个文人篆刻流派——徽派篆刻。

      “黟山派”徽派篆刻创始人黄士陵（1849－1908）是黟县黄村人。他14岁时父母相继亡故，加上当时徽州正值太平军战乱，迫于生计，他与弟弟黄厚甫到江西南昌澄秋轩，以写字、作画、刻印谋生。他的治印最初受邓石如和吴熙载影响，以后日渐成熟，逐渐脱开某家某派风的约束，从古玺和商周铜器文字里推陈出新，为篆艺继承传统开拓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后来离开南昌到广州谋求发展，经人举荐进入国子监学习，由此开始寻求“印外求印”之路。黄士陵晚年即叶落归根,回到故乡，筑“旧德邻屋”安居。
      黄士陵在涉猎三代秦汉的金石文字时，发现不少未经锈蚀的玺印，铸口如新，光洁妍美，于是确定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走光洁挺劲、动静自然、方刚朴茂的路子。刀法上以薄刃冲刀为主，多种手法结合，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特别是他突破了笼罩艺坛多年的皖、浙两大流派，创立了独具一格的"黟山派"，在徽州篆刻低谷之时脱颖崛起，在徽州篆刻衰竭之际独树一帜，使徽州篆刻走向第三个高潮。
      1908年，黄士陵在家乡病逝。作为清朝政府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端方送来挽联，联文为:"执竖椽直追秦汉，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为名臣，处为名士。"挽联中透出这位权倾一方的清廷重臣，对一位潜心于学术的平民百姓的无限钦慕。

       富商巨贾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明代中后叶到清代前期，曾经在中国商界称雄达三四百年。著名的有如祝确、程爵、汪应庚、吴养春、江春、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鲍志道鲍漱芳父子、胡余德、朱文炽、胡雪岩、胡贯三、汪定贵、吴懋鼎、李宗煝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其中江春、胡雪岩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以布衣结交天子”的江春

      江春（1720－1789）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徽州府歙县江村外村人。

      他出生于歙县江村江氏盐商世家，江春继承江承瑜父业，逐步成长为当时最杰出的两淮盐业总商，清乾隆时期“扬州八大总商”之首，任职时间长达40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江春等人因小金川战争获胜，自愿捐银400万两作为小金川平乱的经费，1788年捐款200万两银子作为平定台湾林爽文乱子的费用。1792年清朝廷平定西藏之乱，1799年平定川陕之乱，江春先后捐款150万两、100万两、200万两银子。从1748年征讨大小金川，到1795年镇压湖南石三保苗民起义，两淮盐商8次捐款军需银共达1510万两。1782年江春捐款200万两银子修黄河大堤，1788年捐款100万两银子救济水灾难民，1771年捐款20万两银子恭贺皇太后80寿诞，江春与其他盐商恭贺皇太后80寿诞共捐白银60万两。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江春都参与接待。特别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乾隆曾在金山行宫与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并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赞叹江春富可敌国。乾隆先后封江春为光禄大夫，正一品，并赏戴孔雀翎，“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乾隆皇帝在两淮盐运使离京拜见时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能得到皇上的如此评价，可见当时江春的地位之高。
     （二） “红顶商人”胡光墉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徽州府绩溪县湖里村，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徽商代表人物。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清道光十六年（1836），13岁的胡雪岩开始就孤身出外闯荡，先后在杭州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9岁的胡雪岩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于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做亲生儿子。于掌柜弥留之际，把钱庄悉数托付给胡雪岩。这所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他于1874年在杭州吴山脚下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胡庆余堂以其精湛的制药技艺和独特的人文价值，赢得了"江南药王"之美誉，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胡庆余堂“戒欺”匾挂在营业厅的背后，为胡雪岩亲笔写就：“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胡雪岩商道核心就是“戒欺”。其“是乃仁术”“真不二价”“顾客乃养命之源”等经营理念，已超越了中医药范畴，将为打造“诚信”社会作出最明确的历史诠释。 在胡庆余堂百年历史中，流传着许多精心制药的故事。如“局方紫雪丹”，是一味镇津通窍的急救药，按古方制作要求最后一道工序不宜用铜铁锅熬药，为了确保药效胡雪岩不惜血本请来能工巧匠，铸成一套金铲银锅，专门制作紫雪丹。现金铲银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    
      胡雪岩功成名就之后，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清光绪四年（1878），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二十万两白银。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科技群彦、能工巧匠

      人间仙境奇黄山,东南邹鲁古徽州。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儒士、仕宦、商贾、匠师及其他社会贤达竞比风流，一代接一代的徽州俊彦钻研自然科学也硕果累累，在姹紫嫣红的徽州文化园圃里绽放出绚丽多姿的科技奇葩，这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留下过令人豪迈的珍贵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自春秋战国到清末，安徽省域总计共涌现出297位有重大贡献的自然科学人才，其中仅徽州一地就达114人，且涉足领域广阔，成就卓荦丰硕。一时间，可谓科技名流和能工巧匠人才济济，群星闪烁——徽州人中涌现了朱熹、程大昌、汪机、程大位、黄晟、汪灏、江永、戴震、汪莱、罗士琳、齐彦槐、郑复光等一大批科技名家，还有一批能工巧匠，诸如北宋制墨雕砚造纸高手潘谷、南宋制笔名家汪伯立、清代四大制墨名家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清初盛名三百年“贡品”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清初系列机械奇器发明者黄履庄、晚清“中国铁路工程师之父”詹天佑等等，他们都为连绵千秋的中国科技和传统技艺发展谱写了杰出的历史篇章！
     （一）新安医学的奠基人汪机

      汪机（1463－1539），徽州祁门城里人，字省之，因居住祁门县城内的石山坞，自号石山居士，世称“汪石山”。他是明代著名医学家，新安医学的奠基人。《明史·李时珍传》说：“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医术。”是明代四大医家之一，他平生著有《石山医案》等13部76卷医学著作。

      汪机是一位世人称颂的杏林仁医。汪机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祖父汪轮、父亲汪渭都是当时的名医。他从小习举子业，苦读经史典籍，但多次参考都未能中第。汪机早年曾经怀揣过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梦想，攻读儒家经典书籍，意欲科考及第，一举博取功名。然而他的从医慈父、医活数千人的汪渭的一番劝慰话语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和奋斗轨迹：“过去范仲淹立志，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为医之道在于救苦疗疾于天下百姓。父亲期望他承继医业，能够成为一位名医，以解除更多病人的痛苦。汪机很受启发，于是乎放弃科举浮文，转而攻读医学诸书，精研历代名家学养与经验，医术得以大进，每每验之临床，均收良好疗效，就连他父亲经过多方医治都没能医好的母亲所患十余年的头痛疾病，经过他的诊治也逐渐痊愈。他正是苦读岐黄经典，博取各家之长，并与儒理、易学相互印证，融会贯通，阐发奥理，医术日益精进，而且还青出于蓝，将母亲多年的疾病治好了。这样，明朝官场上少了一位光宗耀祖的科场仕宦，却在杏林中出了一位福荫万众的新安名医！
      汪机还是一名绝代神医，在他身上竟然发生了神奇的事情：当年有个孕妇外出采桑，不慎跌倒，归家卧床不起，家人以为病亡，于是盛棺入殓，隔日发丧赴葬，出殡路上，汪机见一滴鲜血从棺材中渗出，便问棺材里的人何故致死，家人回答说：怀胎孕妇因为跌伤，已经死去两日。汪机听罢断然喝道：“速速开棺，救人要紧！”随即拿出银针扎向穴位，孕妇竟奇迹般死而复活。阿弥陀佛，真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几天之后，救活的孕妇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王讽，长大后考中丁酉科解元。于是汪机成了一名遐迩闻名的神医。
      汪机尤其是“固本培元”的倡行者！他崇信金元丹溪、东垣之学，但在学术上尊古而不泥古，在实践中辨证论治，在其《营卫论》一篇中，提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治疗学说，这使自明以降出现的新安医学范畴的“培元派”，后来发展为“固本培元派”。汪机平日治病，效验显著，声名很高。他擅用“参芪”，主张并强调培护元气，常以甘温之味抚养脾胃而祛病强身。临床上他注重以调补气血为主导，使气血调和，邪不为害。他最先提出“新感温病”“阴暑”等医学理论，特别是他对温病学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大大推进了我国的温病学说理论的发展，对中医基础理论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他本人对“固本培元”就身体力行，尤其注重医德，强调不可轻视人之生死，对重危病人，“竭力治之，至忘寝食”。相传明嘉靖年间，祁门县内流行瘟疫，许多人因之而死，以致哭声载道。汪机眼见此景，倾尽钱囊为病患购置药材，免费为病者医治，所救患者数以万计。时人有言：“病之见石山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弱者得援而登巅，危者得扶持而安。”他“至义之所当为，视弃百金如一羽”的大医至仁精神深为百姓所称道。
     （二）“珠算大师”程大位

      程大位（1533－1606），字汝思，号宾渠，明朝休宁县率口渠东（今屯溪前园村）人。

      他自幼异常聪颖，读书极广，酷嗜算数，独研究算学，从小到老不知倦怠。作为小商人出身的他终生未入仕途，20岁便邀游吴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经商。因商业计算的需要，他随时留心算学，“博访闻人达士”，遍访名师，遇有“通数学者，辄造访问难，孜孜不倦”。由于他聪明好学，不惜重金，购求遗籍，广集算书，学而不倦，还经常深入实际，搜集问题，丈量测算，获得丰富的数学基础理论和实践知识。40岁后，他弃商归里，“覃思于率水之上”，历经20年的苦心钻研，埋头著述，继《九章算术》余绪，集16世纪之前珠算知识之大成，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写成《新编直指算法统宗》17卷。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将平生搜集的各种应用难题进行梳理、验算，然后以诗词歌谣形式让算题入诗，最后选定入书的算题共达595道，一题一诗，这些算题来自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是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全书结合实际，系统介绍数学理论，启示后人，特别注重知识的应用，这标志着由筹算到珠算这一转变的完成，从此珠算成为人们广泛运用的主要计算工具。《新编直指算法统宗》后又经他本人删繁就简，系统简明，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另编《算法纂要》4卷，在屯溪刊行。这两本中国古代数学名著出版后，风行宇内达300余年，各地书商翻刻了100多种版本。他对珠算的普及、对中国珠算向世界传播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于是后人尊称他为“珠算鼻祖”“珠算大师”。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曾说：“在明朝数学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程大位。明朝末年，日本学者毛利重能把程大位专赠给他的书籍带到日本，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每逢8月8日（按日语发音，8月8日就像拨打算盘的声音“噼里啪啦”）,日本全国各种珠算团体以游行、比赛、展览等活动形式进行庆贺。游行时，人们均要抬着硕大的算盘模型和程大位巨幅画像，以纪念程大位这位“珠算之神”。
      2008年6月，珠算（程大位珠算法、珠算文化）被中国国务院公布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坐落在安徽屯溪率水之滨的程大位故居旁的中国第一座国办珠算资料馆——程大位珠算博物馆陈列的那些算盘展品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无不展示了中国第五大发明——珠算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也让人们领略了程大位特殊的科学贡献。（他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卷尺—一丈量步车。）
     （三）盛名三百年“贡品”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

      张小泉，徽州（今黄山市）黟县人。明末崇祯年间（约1628年左右），他在芜湖学得精制剪刀手艺后，就带着儿子张近高来到杭州，觅得城隍山（今吴山）北麓大井巷搭棚设灶，开设剪铺，招牌延用他在徽州原籍所用的“张大隆”。张小泉制作剪刀技艺高超，加之选用浙江龙泉、云和等地出产的好钢，采用江苏镇江特有的泥砖精磨，制作的剪刀以锋利、耐用、精巧出名，经各路客商远近传播，从而名声大振，生意兴隆。

      清康熙二年（1663）因冒牌者日多，影响生意，张小泉将“张大隆”牌号改用自己的名字“张小泉”以防假冒。屈指算来，创立“张小泉”至今已有348年的历史了。张小泉故世后，近高子继父业。他善于经营，为防冒牌又在张小泉牌号上加上“近记”两字，并扩张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张近高的儿子张树庭受业时，适逢清乾隆帝游江南，从城隍山（今吴山）下山，不巧碰上老天下雨，为避雨进入“张小泉”剪刀店内，被制作精巧的剪刀吸引，拿起试用手感舒适称心，事后责成浙江织造衙门，进贡剪刀为皇宫御用刀剪。从此，张小泉剪刀闻名大江南北。
      “张小泉”这块金字招牌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工业花园中一朵引人注目的奇葩。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它作了充分的肯定：“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的，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的，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需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四）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但是其祖籍地却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作为首批中国留美幼童之一、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哲学学士（Ph.B）研究生毕业的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他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年，清政府准备兴建连接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提前完成首条由中国人自行修建的新易铁路的詹天佑又一次被督理此事的袁世凯任命为总工程师，之后更兼任铁路总办。京张铁路全长约220公里，由于要经过长城内外的燕山山脉，需要兴建不少隧道及桥梁，工程相当复杂。当时有部分外国人质疑中国人自行建造这条铁路的能力；詹天佑也明白工程艰巨，并关系到中国工程师的声誉，但仍然坚持努力尝试。他从亲自勘定的三条路线中选择成本及线路走向、客流量均较为适中的一条。铁路上有四条隧道，其中八达岭隧道长1092米，采用竖井方法挖掘；另有二百米长的钢架结构的怀来大桥;此外还在八达岭段则使用了“z"字轨，道攀斜，解决了地势险要、坡度过大而资金有限的问题。京张铁路在四年后的1909年8月11日建成，10月2日通车，施工时间比原定缩短了两年；而建造成本亦比原来预算节省三十五万两白银。成功建造，不单是中国近代工程史上的重要成就，对正掀起民间自办铁路风气的中国亦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当时深受侮辱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口大气，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智慧，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来。”“詹天佑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他对我国人民和古代科学家、工程师的伟大的精神传统和创造才能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他遗留给我们今天科学技术界的伟大精神遗产。”他的一生，表现了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爱国热忱和智慧。 在世纪之交前夕（1999年底），黄山市四家单位（中共黄山市委宣传部、黄山风景管委会、 黄山日报社和《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共同筹划）, 决定联合举办“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活动 , 以迎接新世纪与新千年之禧，被评选出来共有30位杰出历史人物。而名列前十位的分别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大儒朱熹、文化巨擘胡适、大思想家戴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国画大师黄宾虹、珠算宗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张小泉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等。
      千百年来，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在政治、经济、教育、哲学、经学、医学、绘画、艺术、印刷、雕刻、戏曲、文学、饮食、科技、工艺、建筑等几乎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徽州人占尽风流，贡献卓著，文成风、学成林、艺成派、商成帮、俗益雅，独领风骚千百年。
      正是：一江新安浪淘尽，千古人物竞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