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市委党校马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郗延红两度作客黄山交广融媒体可视化直播间，先后畅聊“阅读徽州——徽州历史人物”。

徽州历史人物

  徽州自古人杰地灵，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灿若繁星。完全可以说，一部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徽州群英谱！一部徽州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徽州人的创业史、一部徽州人才的成长史。

《徽州文化大辞典》从政治军事、经济实业、人文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杂艺六大类共计收录了历史上的5454位徽州历史人物。据《徽州人物志》载，有文献可证而为之作传者就已达5399人。诸如名儒硕士、干吏能臣、艺苑名家、文坛才俊、科技群彦、能工巧匠、富商巨贾、名僧高隐、闺秀才媛，真是史不绝书、数不胜数。他们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各怀经纶、各擅专长、各执技艺，徽州人才之杰出超群于此可见。他们智慧高超，贡献卓越，不仅为徽州文化奉献了璀璨耀世的成果，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遒劲一笔。这些杰出历史人物，不仅在徽州影响很大，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东方也都有重大影响。 

新安豪杰

真正的英雄，是民众的脊梁、历史的推手。他们应运而生、应时而起，他们勇于担当、叱咤风云。清代歙县人江绍莲在《橙阳散志.歙风俗礼教考》说：“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这当中的程忠壮和汪越国就是程灵洗与汪华。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南朝梁陈时期的程灵洗与隋唐时代的汪华就是古新安众多豪杰中的杰出代表。 

程灵洗: 鞍马建奇功，汗青载英名！

程灵洗（514-568）,字玄涤。南朝新安郡海宁县黄墩村(今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篁墩村）人。他是新安入传国史的第一人。 

程灵洗少年习武，轻骑善射，长大后勇猛有力，日行二百里，武艺高强，尤其精于拳击。梁朝末年，海宁、黟、歙及鄱阳、宣城郡界，盗匪时常出没，百姓不得安宁，程灵洗受命缉捕盗匪，远近畏服。程灵洗前半生在家务农，勤于耕种。他善治家，能聚能散，慷慨大方。程灵洗坚持正义，扶正祛邪，为民除害，深得民心，在当地留下良好口碑，甚至感动了神灵。当时正值侯景之乱发生，叛将侯景改立简文帝，分兵广陵、吴郡、吴兴、会稽，到处烧杀掠夺，江南地区广受其害。程灵洗组织义军，率众保卫新安乡里，并转战南北，为新安民众安宁生息以及梁朝的平叛靖民立下一大功绩，他是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由此，梁元帝萧绎表彰他的忠贞，先后授予程灵洗以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新安诸军事、云麾将军，并以谯州刺史资格领有新安太守之职。

程灵洗戎马倥偬，奋战疆场，从侯景之乱(548年)发生那年开始，到去世之时整整二十年，先后为梁、陈政权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陈朝光大二年（ 568 ），程灵洗在郢州刺史任上去世，被追赠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壮。徽州民众、程氏后人都称他为忠壮公。程灵洗墓葬于篁墩宅旁，人称“相公墓”。 值得一提的是，程灵洗还是名扬世界的中华太极拳的祖师爷。（中国拳击大师吴图南《国术概论》一书，叙述中华太极史略，认为中华太极拳的祖师爷就是南北朝时期的程灵洗。）

汪华: 保境安民，和平之主

汪华（586-649）原名世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华，字国辅、英发，歙县登源里（今绩溪县灜洲大庙汪村）人。 隋大业元年（605),婺源县境“山寇”频起，郡兵平寇不利，社会动荡不安。受新安刺史招募，汪华带领郡兵一举平定“山寇”，因功补为裨将，从此走上拯救生民、安邦治国的政治道路。隋炀帝时期，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大业十二年(616)，汪华揭竿而起，号令保境安民。起义当年，江南发生饥荒、汪华及时开仓放粮、赈济当地百姓。随后汪华义旗高举，所向披靡，众人拥推汪华权以刺史镇守歙州。至大业十四年，汪华先后领兵占据歙、宣、杭、睦、婺、饶等吴越六州，拥有兵甲十万。他又听从众将劝说，建国称王，国号为“吴”，人称吴王，王城初设休宁万岁山，次年迁往歙县乌聊山。汪华建吴称王以后，“为政严肃，赏罚分明，远近莫不爱慕。虽四方大扰，而六州境内赖以平安者十余年”，六州士民称颂汪华为“和平之主”。汪华把民生利益和社稷安危看得重于泰山，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随着唐朝的兴起，汪华对属下说：“日月出矣，而烟火不息可乎？”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九月，汪华特派左丞相、宣城郡长史汪铁佛，带着六州兵民土地图册，奉表（《奉籍归唐表》）归顺唐高祖。李渊高度赞赏汪华“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的英雄壮举，充分肯定他“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弃王归唐，促进统一的明智决策，随即任命36岁的汪华为歙州刺史，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并封上柱国越国公，食邑三千户。为官八年之后，汪华于唐武德五年（622）赴京师长安居朝为官。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对汪华也是赏识有加。汪华在长安任官二十七年间，忠心耿耿，一直受到李世民的信任，累授要职，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唐贞观二十三年（649），汪华病逝于长安任上，享年64岁。李世民还赐予金银绸缎、东园秘器，并委派丞相褚遂良率文武大臣代为祭奠。唐永徽三年（652）,根据汪华遗愿，官军护送其灵柩回归故里，葬于歙北之云岚山。归葬之年，歙县乌聊山、休宁万岁山、绩溪登源里、杭州吴山和黟县、祁门、婺源、淳安等地都建有汪王祠或汪王庙，祭祀这位越国公。

汪华是隋唐时期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于随末乱世之际占据六州，建吴称王，保境安民，造福一方；尔后又为促进国家统一，弃王归唐，精忠勤政。千百年来，徽州民众对他感恩戴德，一直称他为越国公汪王神或汪公大帝。汪华保境安民深得民心，徽州人民对他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他归唐之后，徽州的百姓即在歙县乌聊山为他修建生祠“忠烈庙”，以寄托怀念之情。早在唐代，他就被徽州百姓奉为神灵，建庙祭祀，水旱病痛必祷。延及明清时期，这一民间信仰与丰富多彩的徽州文化交相融合，衍生出独具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诸如“抬汪公”“嬉菩萨”“游太阳”“花朝会”“赛琼碗”等汪公祭祀的民俗活动，千年承传，一直流行于徽州各地。

奇士名臣

明清徽州所出名臣众多，朱升、胡宗宪、汪道昆、许国、汪由敦、潘世恩、曹文埴、王茂荫等人，都是名播中外的名臣，个个声响不凡。且看这么几位：谋略无双的开国元勋朱升，文武双全的一代名臣汪道昆，劳苦功高的三朝元老许国，两袖清风的理财家王茂荫—追随他们的足音，我们会听到惊心动魄的人物故事。    

明朝开国谋臣朱升

 朱升（1299-1370），徽州休宁廻溪人，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的嫡传之人。 元至正十七年（1357）六月，朱元璋率部攻入徽州，大将邓愈禀报：休宁回溪（迴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儒隐居歙县石门、此人喜于观察星相，擅长占卜，能预测天地人间事，主公何不请他出山，帮助我军运筹帷幄？朱元璋听说有此高人，又是同姓，十分高兴，便将侍卫队化妆为经商马队，微服从浙江大连岭直出石门，“亲临其室，访问大计。”当时朱元璋30岁，而朱升59岁，两人一见如故。朱元璋向朱升请教立国之大计，朱升当即“首陈三策”，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喜，深为赞许。 

随后朱升便被“聘侍军门，出入帷幄”。得朱升出谋划策，朱元璋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壮大了军队实力、巩固了自己的基础，进能攻，退能守，步步为营、节节胜利，先后攻取了徽州、饶州、婺州、诸暨、处州、安庆、庐州、江州、武昌等地。在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大败陈友谅，朱升功勋卓著。朱元璋将刘基、叶琛、章溢等王佐之才网罗在帐下，朱升有推荐之功。依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朱元璋经过十余年南征北战，于吴二年（1368）正月初四登基，做了大明皇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 

朱升是元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是明朝开国皇帝的帷幄谋臣，是深有影响的政治家。他进呈的九字策略帮助朱元璋得了天下。20世纪，中国举国“备战备荒”，毛泽东主席借鉴他的“九字策”，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朱升也因此而驰名于当代。

文坛祭酒汪道昆

 汪道昆（1526-1593）、字伯玉，明朝歙县千秋里（今徽州区西溪南松明山村）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22岁的汪道昆步入仕途成为家族中由经商转而业儒的第一人。汪道昆初任浙江义乌知县，便显示出良好的官品和不凡的吏治才能。紧接着他任南京工部主事，不久升为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33岁的汪道昆任襄阳知府。

嘉靖四十年（1561）,汪道昆升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备兵福宁，协助抗击倭寇防务。次年，倭寇攻陷兴化府（今福建莆田），汪道昆走马浙江，请督抚胡宗宪微令总兵戚继光举义乌兵往闽剿寇。这是汪道昆与戚继光在抗倭大业上合作的开始，历史上威震一时的戚家军，正是出于他的建议，在浙江义乌沿桑组建而成。当时汪道昆主划策，戚继光主转战，设奇制胜，收复兴化，破大盗吴平，沿海倭寇诸垒相继被削平。收复兴化一战折首3000余级，救出被掳百姓2300余人，嘉靖皇帝闻此捷报，举行告庙礼庆贺。嘉靖四十二年（1563）,汪道昆升任福建按察司按察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福建任职四年，东南抗倭，汪道昆开始由文人向军人转化，在戎马倥偬中，他与戚继光同心协力，共理抗倭军务，结下深厚友谊，为平倭安民作出了贡献。戚继光对汪道昆的军事才能极为赞赏。隆庆四年（1570）,45岁的汪道昆调任湖北郧阳巡抚，在任正己率属，持法严平，奖励人才，勤谨治政，励精图治。隆庆六年（1572）八月召为兵部右侍郎，他曾经上过《议辅兵疏》，对改革军务，加强边备提出建议，深为朝廷嘉许，万历元年（1573）十月，他由兵部右侍郎升为兵部左侍郎。

后来万历二年（1574）,49岁的汪道昆请求致仕回到家乡。作为名臣的汪道昆取用“天都外臣”之号，表示了对故乡山水的热爱，有寄情林泉的意向。他在家乡先后倡建丰干社、白榆社、肇林社等诗会组织，对徽州文学事业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他不少重要的文学、戏曲作品都是在退隐回家20年间做“天都外臣”的日子里创作的。汪道昆作为文学家，与王世贞齐名，号称“南北两司马”，既是明后七子后期领军人物之一，又与张九一、张佳胤、余曰德、魏裳并称文坛“后五子”。

廉慎自守的宰相许国

安徽歙县是名播中外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有座全国独一无二的“八脚牌楼”——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至今已有430多年历史。 

这座牌坊的主人公许国（1527-1596）,字维帧，号颖阳，歙县东关村人。 

明嘉靖四十年（1561）,许国第六次应试，考中第一名举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他终于考上进士。这一年他39岁！许国考中进士后，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曾长时间担任万历皇帝的老师，经首辅张居正推荐，晋升南京国子监祭酒，擢太常寺卿领国子监祭酒兼侍讲学士，由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后任首辅申时行又推举许国任吏部侍郎，并很快转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成为内阁重要辅臣。58岁时，因决策云南用兵有功，被万历皇帝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衔。进入仕途以后，许国端谨自守，清正廉洁，心系社稷，支持改革。常怀敬畏之心，重情尚义感恩，这是许国保持终身的品格。

隆庆元年（1567）,朝鲜王族内部纷争不息，许国被授命以一品服出使朝鲜，调解矛盾。离汉城回国时，朝鲜国王要将许多贵重礼品赠送许国，许国一概谢绝。朝鲜国王很感动，特将许国清廉高风勒碑为记。 

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身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许国奉命主持全国会试，考生4600名，录取进士350名。会试之前，许国的族孙许益，要求许国予以关照，透露考题，受到许国严厉批评。万历十三年（1585)十二月，许国一个侄孙从歙县去函京城，请求许国推荐他到国子监读书，他回绝了。许国对抗倭英雄、受诬冤死的胡宗宪，也是敬畏、仰慕，为他鸣不平。刚刚考上进士，他就作了一篇《祭胡少保兵部尚书胡梅林文》。胡宗宪冤死25年后能在万历皇帝当朝彻底平反昭雪，许国是尽了力的。

许国也是一个关注民生、造福桑梓的人。隆庆五年（1571）,许国奉诏出使益州道过徽州，调解赋税大事。他与当地驻军林宪副商议，林宪副接受了许国建议，不再从徽州加税，救助富裕的苏、松两郡，大大减轻了徽州百姓的负担。许国还面奏万历皇帝后，皇上决定更改“定例”，由户部行文浙、淮两地盐运使，从万历七年（1579）起徽州发售浙盐。徽人食用淮盐历史从此结束。

许国重情尚义，有口皆碑。明嘉靖四十年（1561）,许国为筹措乡试盘缠四处借贷，绩溪磡头非亲非故的周岩助老汉不仅给他留餐留宿，还慷慨借银十两，这恩情许国也没世不忘。出使徽州期间，许国还特地将周老汉和儿子接到许府闲住，两个多月后设宴送别，送给银子一封，权当周老汉儿子成家贺礼。周老汉回到磡头，原来住的茅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瓦房。原来，许国在款待周氏父子的两个多月间，出资请人建造新房，好让老人安享晚年，让他儿子婚配成家。对当年的救命恩人、资助自己的木商程爵，许国也是念念不忘。隆庆五年（1571）秋，他奉诏顺道出使徽州，特地策马去休宁县榆村拜谢程爵，当他得知恩人没有一个儿子是秀才，儿子程梦阳虽在读书，但无名师指点，许国便将松江才子董其昌推荐给程家做家塾先生。经过许国多次举荐，程爵晋升为光禄寺署丞，其子程梦阳晋升为大理寺右寺正。万历皇帝还恩准许国所奏，在休宁榆村为程家御建牌楼一座，许国为牌楼题名“义佐家国”。许国去世后，程爵在榆村口建七层宝塔“辛峰塔”，激励后人历经艰辛登上峰巅。 

《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原名茂萱，字树之、椿年，号子怀，歙县杞梓里人（晚年迁居同邑雄村义成） 。清咸丰年间任过户部右侍郎等职。他的货币理论和人才思想极为丰富，是一个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而声震朝野的名臣——他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

青年时期，王茂荫在南闱乡试多次不利。道光十一年（1831）,北闱恩科取士，他改名“茂荫”应京兆试，顺利中举，次年会试联捷，殿试为第三甲第四名，钦点为户部广西司主事。从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八年（1858），王茂荫任职不少，最引人注目的是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由太仆寺卿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之一，在此任上，他提出并坚持发行可兑换钞币的主张，对清政府滥发不兑换的纸币和低值铸币的通货膨胀措施，不断提出异议，结果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咸丰皇帝的申饬。咸丰四年（1854）三月他被调任兵部任右侍郎，不久升转兵部左侍郎。咸丰皇帝耽于逸乐，纵情声色，面临内忧外患，长期不问朝政，不是携嫔妃避暑热河，便是游玩圆明园。大臣都有意见，但是谁也不敢直言。咸丰五年（1855）初，内廷传说咸丰即将临幸圆明园，并将驻为行宫。为此王茂荫上《请暂缓临幸御园折》真正得罪咸丰皇帝，致使龙颜大怒。因直言敢谏遭受挫折，正直之士对他表示敬意。歙县清末翰林许承尧声称：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即足以名留千古！他去世后，长子王铭诏遵父遗训，选了一方青田冻石，请名家镌刻了题为“直言敢谏之家”的印章。（该印章现藏歙县博物馆） 

 徽州四大家 （文化巨擘）

中古以后，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不少徽州学者，像江永、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他们既是徽州文化的巨擘，又是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堪称徽州文化四大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座丰碑。

朱熹：综罗百代，理学大师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他是继孔孟之后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清朝康熙皇帝曾称朱子之学“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虽然出生终老在福建，不过他的血脉却源于徽州婺源朱氏家族，徽州是他的祖籍地，是他的父母之邦。他父亲生于徽州婺源，曾就学徽州府学为诸生。他母亲是徽州府城富商祝确之女。朱熹一向认为自己是徽州人，对先祖故园新安、对乡邦徽州一往情深。他在撰著中总爱署名“新安朱熹”，体现了不忘根本的情结。他在给徽州师友的书信中说，虽然自己流落他乡，但是“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朱熹曾两次回到徽州祭祖扫墓、访友讲学。第一次是在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春天，除了祭扫祖墓、探望外祖父之外，还拜望父辈学者。第二次是在淳熙三年（1176）,滞留徽州三个月，祭扫省亲、撰文著述，还讲学授徒。朱熹的认祖归宗及徽州讲学，与徽州对朱熹学术的高度认同，在徽州学术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前古有孔夫子，近古有朱夫子。朱熹以孔孟之道为本，援佛道入儒，综合北宋诸家之说，将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创建了完整系统的理学体系，后世称为朱熹理学或朱子学。14世纪以降，朱子之学不仅成为中华国学，而且被日本、朝鲜东亚诸国定为官学。

 “理”是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认为宇宙万物由“气”变化而成，气是一种物质，但是在“气”存在之前，就有“理”存在，“理”是一种精神，是“气变万物”的根据。他认为，“气生万物”归根到底是“理生万物”，“理”是宇宙的本源。这是朱熹哲学的本体论。朱熹哲学的认识论是“格物致知”。“格”在这里是接触、观察和处理的意思。朱熹通常所讲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就是通过“格物”来探究事理和物理。南宋小朝廷抗金无能，偏安一隅，骄奢淫逸，物欲横流。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本意是呼吁继承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用以抑制贵族豪强的巧取豪夺与穷奢极欲。当然，这一理学命题在客观上也抑制了社会下层改变现状的正当诉求。统治者将这一命题作为束缚和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以“理”杀人，这实在不是朱夫子的本意。朱熹一生著述宏富，最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繁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等。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从事教育的时间很长，他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教育家。 

戴震：启蒙先驱，朴学泰斗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今属黄山市屯溪区）隆阜村人。他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清代乾嘉朴学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 “中国十八世纪的费尔巴哈” 。新千年伊始，《光明日报》曾经将他与朱熹一同列为“祖国千年科学文化杰出人物”。 

戴震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以疏证儒学典籍《孟子》的形式，对“理学”的失误和后儒理学的危害作了系统、深刻的批判，构建了新的哲学体系和政治思想体系。戴震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理和气，要承认“气”是世界的本原，是“气”生“理”，而不是“理”生 “气”。戴震把程朱之理从天上拉到地上，从宇宙拉到人间。戴震指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政治化强调，已经成为历代统治者剥夺普通百姓正常生存欲望的“忍而残杀之具”，戴震指出，“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如果说当年徽州人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构建了南宋朱熹理学，那么，600年之后，另一个徽州人戴震又集清朝考据学之大成，构建了乾嘉朴学——这正是徽州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典型代表的一种重要标志！梁启超盛赞戴震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他说戴东原“专在研究法之发明，他所主张去弊、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新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同时他又说：“东原学术，虽有多方面，然足以不朽的全在他的哲学。他称赞戴震哲学“发两千年所未发”，是“八百年来思想大革命”。胡适称他为“朱子以后第一大思想家、哲学家” 。 

胡适：学贯中西，文化巨星

 胡适（1891-1962），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籍贯地则是在安徽绩溪县上庄。有人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有人说他是“近代中国这个特定社会环境所孕育的一位巨人”，有人将他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 

胡适在家乡接受过传统教育，又在上海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接受过东方的民族教育，又接受过西洋的现代教育。留学美国七年，在康奈尔大学，他由学农科转而学文学专业，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哲学。他从美国学成回到祖国后便任北大教授，他一介学者，不曾想从政，但抗日战争爆发，政府“拉夫”到他头上，为抗击外侮计，他“奉命”去美国当了几年大使外交官，卸任之后，他侨寓纽约，开始考证重审《水经注》。1946年回国任北大校长，1949年4月漂泊美国，1958年4月去台湾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胡适出名不是一个单元文化的简单存在，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复合体。胡适无论是在文化、历史、哲学方面，还是在考据学、教育学和社会学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和创世的建树。他之所以受人景仰，最根本的是他同陈独秀等一起倡导和引领了20世纪的那场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出刊的《新青年》刊发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章系统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具体主张，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发展观念，这篇文章成了新文学革命的开篇之作，成为新文学革命兴起的历史标志。陈独秀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陶行知：仰之弥高，万世师表

 陶行知（1891-1946),初名陶文濬，曾改名知行，最终定名行知，歙县黄潭源人。他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巨人，享誉海内外的人民教育家，也是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陶行知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核心内容有三，即生活教育论（三大基本命题: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创造教育论（“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双眼、大脑、双手、嘴、空间、时间）、师德教育论（教师对教育事业要有赤诚之心，要有奉献精神和乐业精神；要热爱学生，爱满天下；要友爱同事，善于团结人合作共事；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留下过许多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教师才能培养真人才”等等，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先生突发脑出血,溘然长逝。周恩来所发唁电的电文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朱德联名唁慰陶行知家属,毛泽东题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