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7-11 作者:张凤林
一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民族，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标志着西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藏文的创制，标志着藏族先民的历史文化用自己的文字开始正式记载下来，从此，揭开了藏学历史文献发展的序幕。当吐蕃王朝正在崛起之时，汉族已经经过了近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理论和实践。随着文成公主入蕃。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繁荣，汉文历史文献《史记》、《尚书》《战国策》等传入吐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吐蕃的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也开始将颁赏、封赠、会盟、祭祀等有关政务大事的活动，刻记在碑石或简牍上，以传示后人。朝廷中有专门的记事官，记载朝廷大事及户藉，军队数目、地亩赋税等内容，并将这些记载个别历史内容的简牍加以汇编、加工整理，为吐蕃王朝后期藏学历史文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
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有金石文献、简牍文献和古藏文写本手卷文献。③金石文献包括刻石文献和金属铭刻文献。刻石文献是人类文献的一种古老形态，以各种形式的碑刻为主，其中又以盟书誓文、纪功述德为主体。也有祭祀、颁赏、会盟以及纯宗教内容的刻文造像，还有个别纪事为内容的碑刻。④从形制上分大致有碑刻、摩崖石刻、玛尼石刻以及建筑体壁刻几种。碑刻文献主要有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纪功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等八通摩崖石刻文献在吐蕃时期，主要有贡布第穆萨摩崖刻石，谐拉康摩崖刻石、德玛摩崖刻石另外还有洛扎摩崖刻石、仁达摩崖刻石。玛尼刻石是藏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刻石文献，主要有玛尼堆、玛尼墙、玛尼岗等，其中玛尼堆是最为常见的玛尼石刻形式。金属铭刻文献是用金属浇铸的方法在金属器皿上制成的特殊文字形态，以颂圣、祈福的文字居多，如桑耶寺钟、昌珠寺钟、叶尔巴寺钟等，是吐蕃时期早期的金铭文献。⑤
简牍文献所载内容有经济、军事、文书、部落和宗教等等，如若羌米兰发现的简牍文献，主要吐蕃占领下之西域的土地、粮食、赋税、借贷、物品、军事、氏族、部落、地名、宗教以及报告，禀贴、指令等文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各种经卷的同时，亦发现有大量的藏文古文书，即古文书写本手卷文献。“如在敦煌石室里发现的古代吐蕃历史文书和南疆发现的吐蕃文书，是至今见到最早的用纸笔记录下来的历史文献。”⑥这些古文书大部分都属于地方军队和寺院方面的记述，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了吐蕃的事迹，在确定王统年代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文献主要有《年代记》、《小邦表及王统记》、《编年记》。
《年代记》主要记载公元474年至650年间古代西藏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按年代顺序的吐蕃宫廷的大事记。
《小邦表及王统记》分条记载了有关吐蕃时代以前该邦的邦名、王名及大臣名。内容虽较多带有传说性质，但可以了解吐蕃统一前种族族，部族分布以及吐蕃赞普本身传承情况。王统记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唯一的一种史书类型，是研究西藏吐蕃王统独特的珍贵史料。
《编年记》取名为编年史，亦是藏学历史文献的一种体载形式，它并非逐年记事，只是故事性地叙述了自吐蕃统一以前至赤松德赞时期的有关传说，其中也收集了若干史实，对了解吐蕃内部发展变化情况，仍不失为一部西藏古代的历史佳作。⑦
综观吐蕃时期的藏学历史文献，在数量上以石刻居多，而又以古藏文刻字记事为主要内容，是一批重要的难得的历史古文献，其书刻特点：以金石铭刻为侧重，文字整饰、用纸笔书写较为自由，这个时期还没有私人署名的作品文献。⑧
二
9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朗达玛禁佛毁法，平民起义声势浩大，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西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这一阶段，流传下来的藏文史籍极少，藏学历史文献陷入了发展史上的低谷时期。
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随着封建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新兴的奴隶主阶级为巩固其自己的政权，充分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一些地方势力集团与寺院在政治上、经济上频繁交往，西藏佛教和佛教文化走出了低谷，并有所发展，佛教再度兴起，佛教大师们开始著书立说，从而记载藏族先民历史和佛教源流的历史文献便陆续出现。
这一时期碑刻仍在进行，另出现《聂巴班智达传》、《第吴宗教源流》、《娘氏宗教源流》。这三部书均为11至12世纪时期的作品，作者均系高僧。《聂巴班智达传》一书以记述聂巴班智达传记为主，涉及吐蕃晚期及宋代藏区佛教中兴初期情况，系写实性作品，简明朴实。《第吴宗教源流》是一部历史与宗教并述的佳作，所依据的史料为西藏早期的六部著名史籍，这六部史籍现均已失传，今人通过本书可以了解上述六部史籍中的一些珍贵史料，因此，本书的特点在于史料颇多，而且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其中许多珍贵史料不仅是第一次的披露，也有些是后世所未曾引用的罕见史料。《娘氏宗教源流》是娘·尼玛伟色所著，书中记载了朗达玛灭法的经过和吐蕃王室的分裂及赤吉尼玛贡在阿里初创政权的情况。娘氏在世时，各教派大都还在初创时期，未形成各自的完善体系，本书无教派门户之见，因而采纳了较为广泛的史料，其史料价值颇高。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藏学历史文献中的“伏藏”文献，所谓“伏藏”文献，是指一些僧侣因时机未到不宜宣示，故意将经书埋藏于山间、地下，以待后世发掘，发掘出来的经文叫做“伏藏”文献。从流传到今天的“伏藏”典籍中不难看出，不仅有“伏藏”经文文献，也有历史和遗嘱之类的历史文献。如《巴协》、《赞普宝训》、《玛尼全集》便是这一时期具有史书特点的重要“伏藏”典籍。这些著作成书较早，距吐蕃时代较近，作者多为高僧大德，不失为珍贵的文献。如《赞普宝训》成书年代约公元11～12世纪，早于多数藏文史籍名著，书中仍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巴协》一书从赤德祖赞兴佛说起，到其子赤松德赞建立桑耶寺为止，叙事方式更为详细，既重视历史事实，又充分吸收民间传说，往往被后世的著作作为信史引用。⑩ 这个时期，由于朗达玛灭佛，吐蕃历史文献遭到极大地损失，致使吐蕃的历史记载缺略不全，因此，汉文有关吐蕃历史的记录，就成为充实、参证、修订吐蕃历史的宝贵资料，如宋人编撰的《旧唐书·吐蕃传》和《新唐书·吐蕃传》是关于吐蕃的专门传记，多记载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往来等内容，包括吐蕃内部组织名称和西藏统一后的藏王史料。还有《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太宗诏令集》、《宋史·吐蕃传》、《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等历史文献中都程度不一的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吐蕃的历史和文化。11
综观封建割据时期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在西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藏族的每一种文化形式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一切作品文献都充斥了宗教的内容，都是为宗教宣传而作，为宗教的发展服务的。”12藏学历史文献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这是藏学历史文献最显著的特点。这个时期，尽管吐蕃王朝已复灭，没有统一的政令推行，但由于宗教界、翻译界的提倡，势必影响到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藏学历史文献经过文字的改革，译语的厘订，文字书写比较合乎规范。同时，创作活动活跃起来，不仅出现了长篇著作，还出现了私人署名的历史文献。如“伏藏”文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批有私人署名的文献。13
三
13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了元朝版图。元政府优崇佛教，扶植萨迦派统领西藏，使藏族社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步入了统一稳定的时期，藏族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14世纪中叶，元朝走向衰亡之际，噶举派帕木竹巴崛起于泽当，代替萨迦，统治西藏。14这个时期，藏族文化经过自身长期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另外从中原内地及周边民族吸取到新的多样性的文化思想与内容，同时也向中原传播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使原来比较单一的藏族宗教文化，不仅获得了新的养分，而且发展很快。15在这种情况下，藏族历史文献的发展同样也很迅速，许多教派的首领人物和佛教史学家纷纷撰述教法史、王臣史。如《布敦佛教史》、《红史》、《雅隆教法史》、《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青史》、《智者喜宴》等历史名著先后问世，藏学历史文献发到繁荣阶段。16
《红史》为蔡巴噶举派知名学者贡噶多吉所著。约成书于1363年，其内容从首创佛教的印度开始，首先记述了古老传说、佛说递嬗、印度王统。其次，叙述了周昭王的王统、唐代帝和吐蕃的历史，一直到五代至元灭南宋的帝系。再次，则为弥雅（西夏）的历史。最后记述到元为止的蒙古王统以及藏族本身的历史，本书历来为藏族先辈诸史家所推崇。《红史》一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成书于元末，作者本人即长期担任元代乌斯藏十三万户之一的蔡巴万户长，他记载了元朝与西藏佛教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关系，成为研究元代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红史》引用了唐书《吐蕃传》部分的藏文译本，这使藏族史家对吐蕃历史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认识，该书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历史文献已达到一个新的时代。
《布敦佛教史》为佛学大师布敦·仁饮珠著，公元1322年成书，又名《佛教史大宝藏论》，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精辟地论述了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是一部十分著名的著作，也是西藏最早的一部享有较高评价的通史性著作，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有多种文字的译本流传。
《西藏王统记》全名《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正法源流史》，是萨迦僧人索南坚赞的著作。该书以吐蕃王朝历代赞普世系为主要线索，铺张地叙述整个吐蕃王朝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的历史。这是一部有关吐蕃的史书。王统记的写作形式已突破了旧式编年叙事的体例，而加入了赞普的盟战、宗教活动、圣者传记、施主的宗教行为、寺院建筑、献祭等各种内容，作者征引大量的历史著作，并采用诗文结合的文体，使本书集宗教、文学、历史于一书，颇具特色。这标志着藏学历史文献的著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成书于1376年的《雅隆教法史》是又一部重要的藏学历史文献，书中按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汉地历代王统，吐蕃王统及各教派传承史、蒙古世系的次第分别记述。与《红史》的撰写体例基本相同，其后的藏族史家基本上沿袭了这种体例，从而在藏族史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体例。
公元15世纪，《汉藏史集》、《青史》两部著名的历史文献问世。《汉藏史集》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编著。成书于1434年，本书不仅对许多历史问题有简要记载，尤其是对萨迦派的历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设立驿站、法律、本钦等有关元朝与西藏的关系方面有着详细记载，是一部研究藏族历史的珍贵文献。
《青史》是这一时期的又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熏努贝所著，成书于1476—1478年，叙述内容包括汉地、西藏王统以及西藏各教派的传承、寺院历史。对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年代的记载甚为准确、可靠，倍受藏史学家的重视和赞誉。
《贤者喜宴》亦名《洛扎教法史》，是16世纪问世的一部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作者巴俄·祖拉阵瓦在吐蕃王统部分不仅叙述了古代赞普的佛教业绩，更大量地记载了吐蕃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行政建制等方面的丰富史料，较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的历史。该书还收录了一些吐蕃古碑和有关树碑、盟碑等重要史料，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可靠，大多数可与《敦煌历史文书》相互印证。这部历史文献是当今国内外藏史学界研究吐蕃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17
在元代近百年的发过程中，各个教派为了及时总结自己发展的历史经验，并继续扩大各自的影响，便纷纷撰述自己的政法史、世系史和高僧大德的传记，著名的有《米拉日巴传》、《萨迦班智达传》、《布顿仁饮珠传》、《唐东杰布传》、《玛尔巴译师传》。这类传记不仅是研究某个历史人物的最佳资料，而且是进一步研究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情况的重要历史文献。
成书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史》是集众多萨迦史文献之精要的一部著名史籍，作者萨迦达饮·阿美夏出身于昆氏家族，任萨迦达饮三十多年，全书共分五大内容，专门叙述萨迦昆氏世系及教派渊源发展史。其主要价值在于关于西藏归顺元朝中央政权及蒙藏民族之间交往历史有详细记载，18如《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的令旨》及《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是研究西藏地方归附元朝前身蒙古汗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19
另外，元朝中央给萨迦的封文，八思巴每年新年致皇帝的贺表文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不仅提供了元朝管理西藏的证据，而且作为封文诏书的形式也是一种文体表现，由中央政府向西藏发布封文，有实物为证者当始于元代。从此，历代中央王朝赐予西藏之封文敕书则屡见不鲜。而且质地也越来越精良。如元代是以珍珠诏书，明以后则出现以丝、绢、绸缎为质地的封文。8
元朝统一了西藏及其它各藏区，又对以西藏为主的藏区制定了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治藏政策和措施，加速了藏区与中原地区的多方位的交流。因此，这个时期，除丰富的藏文藏学历史文献外，汉文藏学历史文献也不断增多，如《元史》、《蒙古源流》、《元典章》、《永乐大典》、《渊源内涵·边塞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以及《新元史》等历史文献，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藏族历史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明朝关于乌斯藏及其他藏区的记载，有《明史》、《国朝典汇》、《武备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明实录》等等。这些文献虽然不是专门的藏学历史文献，但其中所记载的有关藏族及藏区的内容，也应算作汉文藏学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它对于进一步了解元、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史料。20
综观萨迦政权和帕木竹巴政权时期，即元、明两代的藏学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相对安定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伴之而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发。尤其是14世纪中叶，由内地传入印刷术，把藏族文化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藏族学者署名的历史传记著作就象雨后春笋一样陆续、大量地涌现于藏族社会，形成高潮。元、明两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首领之间的往来诏令、奏牍也很丰富，并且大都保存得很完整，成为十分可贵的史料，使整个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21
四
17世纪40年代，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与此同时，在中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清朝和甘丹颇章政权的相继建立，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统治，而且为西藏地方经济的发、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汉藏之间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空前紧密，朝廷大臣驻藏，管理西藏、经营西藏。不仅是满、汉、蒙古官员纷纷入藏，考察风俗民情，筹划治藏方略，著书立说，一时蔚然成风，而且藏族学者对本民族、本地区的研究也走向繁荣。如多罗那他、五世达赖喇嘛、多仁班智达、隆多喇嘛，即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藏学历史文献《印度佛教史》、《西藏王臣记》《如意宝树史》、《青海史》、《土观宗派源流》、《颇罗鼐传》、《噶伦传》等，数量多、门类齐，是研究这个时期西藏历史的主要史料。方格年表、寺庙志、地理志等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高僧大德的文集、全集日益增多，为西藏的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2
最负盛名的《西藏王臣记》，成书于1643年，是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所著。该书是根据藏文文献、档案、调查访问和民间传说加工整理而成的，共分二十六目，详细记载了从西藏有史以来直到固始汗之间所有历代王朝事迹和王嗣传说。加之著者作为西藏最高的政教领袖，书中大量篇数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事情，内容丰富，史料详实，该书不仅是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佳作，颇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国内外已有汉、英、法、日、俄等多种译本，早已被藏学界所注目。23
《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史》（简称《如意宝树史》），是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所著，成书于1748年，书中内容除印度、西藏的佛教史外，还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历史动态，特别记叙了他书所未曾记载的固始汗及其后的史实，而书中对藏传佛教史叙述尤为详细。24这是一部历史百科全书，对于研究藏族史、蒙古族史及藏传佛教史具有极高的价值，受到国内外藏学研究者的一致推崇。其中著名的“方格年表”叙述了1027～1746年间的佛教史实与其它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记载了清朝军队镇压罗卜藏丹津叛乱时，焚烧寺院，杀戮无辜人民的第一手资料。此部要著是研究我国西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对研究青海史、民族关系史具有颇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松巴晚年，又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撰写了一部编年史——《青海史》，本书记载了1570—1786年间二百余年的藏族地区，特别是青海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知名人物以及本土的物产风貌。是研究藏族史、蒙古族史、藏传佛教史，尤其是青海民族关系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25
《宗教流派晶镜史》为土观·罗桑曲吉尼玛所著，他通晓藏、汉、蒙古文字，传世之作有17部，其中此书最负盛名，书中叙事翔实，不仅是研究藏传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是研究藏族历史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印度达斯将此书译为英文，取名“关于西藏宗教、历史的文献”刊于1881～1882年之《孟加拉亚洲学会会报》。
成书于1733年的《颇罗鼐传》是次仁旺杰所著，他是18世纪活跃在西藏政坛上的一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书中以颇罗鼐所经历的大事为纲，近似以编年体的方法，通过颇罗鼐的生平记述了16至18世纪之间，西藏地方的重大事件，是了解这一时期西藏历史颇有价值的史料。
这一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国力强盛，对西藏的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加上内地进藏官兵和商人、文人增多，记述西藏和其他藏区如康巴、安多等地的历史文献也不断增多，一般有关于《大清历朝实录》、《东华录》、《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皇朝藩部要略》、《圣武记》等书均有有关西藏的记载。关于西藏的汉文地方志的记载，除了《大清一统志》这部区域地理总志外，还有《西藏通志》、（十六卷）、《卫藏图识》（四卷，附《蛮语》一卷）《西藏图考》（八卷），《西招图识》（一卷）等。另外，驻藏大臣的奏牍，较重要的有《清季筹藏奏牍》、《联豫驻藏奏稿》、《赵尔丰川边奏牍》等，对于了解这个时期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及其关系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史料。26
综观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即清代的历史文献，25伴随着藏族史学水平和文字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汉族史学方法的影响，藏学历史文献纷纷问世，并获得了大丰收，如出现了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名目繁多的史书体载，而且各史籍的划分越来越细，其种类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史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28这个时期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令旨，书翰和其它各类文契，如有朝廷的谕旨、帝师的法旨、皇帝的诏书、地方政府的奏牍，封文等等，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充分反映了这个时期藏学历史文献的繁荣发展。29
综上所述，在漫长的藏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历代学者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各种王统记，宗教源流史，人物传记等卷帙诰繁，藏族文化空前繁荣，藏学历史文献发展到一个更加成熟、完善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