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史或者说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涌现出不少关于开展建构地域学、区域学诸如泉州学、潮学、晋学、巴蜀学、湖湘学的倡议，但是时过四十年之后，中国各地关于建构地域学或者区域学的倡议及其尝试与努力，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迄今为止，地域学或区域学的建构最终站住脚并且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认可，可能仅有“徽学”一花独放了。虽然说以地域命名的学问名称并且得到学界认可的专门学问还有“敦煌学”，但是“敦煌学”所涵盖的学术与文化范围，并不仅止于“敦煌”这一地域概念，因此学界从来没有把“敦煌学”等同于地域学或区域学的范畴。中国南方的所谓“客家学”，是一种涵盖“民系”或“族群”的学问，因此“客家学”也不能等同于地域学或区域学。迄今为止，“徽学”可以说是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建构地域学的惟一的一花独放的地域学标杆。

     中国地域学的最先提出并引起人们关注，基本上是先由某一地域所呈现出来的某一重大历史特征，从而引起学界的重视并且进行学术研究，进而拓展到相关的各个领域，最终形成某个地域性的学问。徽学的形成就是如此。明清两代以徽州地域内的商人群体及其社会贡献为特征的“徽州商人”或“徽州商帮”称雄海内外，引起来中国、日本学者的关注，并且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开展了“徽商”的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徽商”的学术研究不断进步，成果迭出，吸引着徽州地区社会各界的重视。“徽商”的研究也从较为单纯的商人、商业、商品经济等问题，推展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徽学”，也就是关于徽州地域内所涵盖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学问。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徽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徽州本地域内的历史文化标杆，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富地域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继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战略决策，如何继承和弘扬徽学文化，促进文化振兴事业，无疑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我认为，在当今大力推进文化振兴的时代潮流中，徽学文化的振兴，应当立足于以下两个基本点。

一、继承和弘扬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文化学术精神

     研究“徽学”的学者都知道，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学术与文化”，是与理学、儒学的高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明清时期徽州理学、儒学这一“学术与文化”的支撑，“徽学”的最终形成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要理清徽州理学、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南宋时期的朱熹。胡适先生曾经在1946年的一份“请愿书”中说道：“先贤朱晦庵、江慎修，又为中国思想学术之宗师，故皖人之视婺源，犹鲁人之视曲阜，精神联系，无可拆离。”因此，我们从“徽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作为“新安”人的朱熹，以及他对故乡学术的奉献，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今“徽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不无益处。

     朱熹常年生活在福建的闽北地区，考取功名也是落籍于福建崇安县，因此说朱熹是福建闽北人，并无错误。但是朱熹对于自己的祖籍地——新安即徽州，却实始终不能忘怀，感情深厚。我们检索一下朱熹一生为他人、他物撰写的文章需要落款时，很少落款为“崇安朱熹”、“建阳朱熹”、“尤溪朱熹”、“武夷朱熹”的，而大部分文章落款，基本上是“新安朱熹”，或“婺源朱熹”，根据我的初略统计，在《朱子全书》中，落款为“新安朱熹”或“婺源朱熹”的文章，大抵在500篇左右。仅仅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朱熹对于祖籍新安即徽州的深厚情感和无上的眷念。

朱熹一生共有两次回到新安即徽州的老家婺源。学界以及徽州婺源一代的文史工作者们，都对朱熹的这两次婺源之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述与探讨。要而言之，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冬，朱熹刚刚考取进士后。朱熹回婺源故里，主要是祭扫先祖的墓地，省亲访友。淳熙三年(1176 )，47 岁的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朱熹的两次回到祖籍地新安婺源，除了处理自己的家族事务。但是其更大的收获，是极力在自己的祖籍家乡推进文化教育与儒学教化。朱熹第一次回到祖籍故乡的主要收获，“是他得以同歙县婺源一带有名的儒学先辈和诗人俞靖、洪撙、张敦颐、滕洙、董琦、程鼎、李缯等广泛接触，讲论诗赋学问，在故乡收了生平第一批弟子。……朱熹在婺源以少年新科进士的名望同这些众多的新安后生学子说诗谈文，讲学论道，生平第一次把自己的影响带到了皖地，他毕生好与弟子讲论学问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他把诸多精力放在推进新安文化教育和儒学教化之上。他特意随身带来了一批书籍，如二程《遗书》、《外书》、《文集》、《经说》、《司马氏书仪》、《吕氏乡仪乡约》等赠送给婺源县学，关心祖籍故里的教育现状与教学设施的建设。期间，朱熹还在婺源翠屏山下建成一座“屏山书屋”，作为这次归省故里的纪念，以及日后培养家乡后学的教学之所。

      朱熹第二次回到婺源故里，已经是一名名扬天下的当代巨儒，除了原有弟子程洵等人，又有一批新安、鄱阳士子滕璘、滕珙兄弟、程先、程永奇父子、李季子、程端蒙、董铢、董景房、汪清卿、程珙等来执弟子礼。“教泽所振兴起，郡从执礼者三十人。” [2]明徽州学者程瞳在其《新安学系录》中亦记述说：“昔乡先正授学于子朱子者，几三十人。” [3]从而在皖中形成了一个以新安徽州弟子为核心的朱子学学派支脉， [4]使得朱子学在徽州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延至明代时期，朱熹理学思想在徽州得到进一步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很有学术影响力的朱子学学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路，殊途同归，共同把朱子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朱熹毕生回祖籍故里新安徽州，仅此两次。而他对于祖籍故里文化教育与儒学教化的关怀，并不仅限于这两次祖籍故里之行。我们从他的文集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许多与祖籍故里学子士子们相互交往、切磋学问的文字。对于祖籍故里的县学设施，也是尽可能地予以帮助。朱熹在祖籍故里新安徽州待过的日子并不多，但是他对于新安徽州的学术文化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此之前，新安婺源等地处于山林之中，对外交通相对不便，文化教育也相对滞后，远不如江浙、福建等地的那样发达。但是经过朱熹的过化之后，朱子学很快在新安徽州以及皖中形成了自己的支脉，广为流传。朱子学对于徽州地域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思想方面，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包括新安徽州的宗族制度、新安医学、徽州民居、新安画派、徽州民风习俗等等的各个层面，都贯穿着儒家思想。都表现出朱子学、儒学对徽州文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得徽州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而又精致化的时代特征，为当时人和后世人所瞩目。

     明代是朱子学在中国最为昌明的时代，这时也正是徽州商人开始崛起并且得到大力发展的时期。徽州商人与徽州朱子学、理学的齐头并进、相互辉映，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也正是作为“徽学”这一地域学概念形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涵因素。研究徽州商人的学者都有一个这样的共识，徽州商人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儒而好贾”，徽州商人与儒学有着剪不断的清结，他们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即儒家的道德观来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特别是儒家以“仁”为本的道德观，赋予了徽州商人对天下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把“仁”、“善”的要旨贯彻到经商的事务践行之中，使经商能够达到“仁者爱人”、“至善”的境界，达到“为社会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 [5]。

     朱子学、儒学与徽州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与徽州商人行为规范的契合，是徽州文化能够在中国众多地域中特树一帜的基本内涵要素。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内涵因素，“徽学”这一地域学的形成都将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虽然朱子学的地位有所下降，有关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论著有所减少，但是朱子学的影响力依然处处可见，不可忽视，一直到近现代时期，朱子学始终都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坚价值观，而徽州的学人、士子们，也正是始终坚持以朱子学为核心的理学、儒学文化道德观，从而与徽州商人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这一著名的地域学“徽学”的形成与发展。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进一步研究朱子文化、民本思想，将朱子文化打造成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一大亮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继承弘扬徽学文化的重要基石。

二、弘扬和培植徽州人民世代相传的勤劳拼搏从业根基

     明清以来，由于徽州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人们把关注徽州地区的眼光，大多落在徽州商人特别是富商巨贾之上。现当代的学者们，也是以研究徽州商人的成功之道，以至徽州商人的富豪挥霍、把控地方等等作为研究徽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这样的关注取向以及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徽州历史文化重要内涵的学术文化折射。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在研究徽学的时候，仅仅把眼光放在这些方面，还是很不够的，也是比较片面的。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谨守土地、安土重迁是一般民众得以繁衍生息的基本求生之道，而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我认为必须具备三大要素。这就是：一，吃苦勤劳的从业精神；二、敢于犯险拼搏的奋斗精神；三、具备较为高超的商业智慧。这三者可谓缺一不可，而其中的第一和第二两个要素，更是从事古代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

      研究徽州商人的学者们都注意到，宋明以来徽州商人的涌现及其成功，其中极为重要的成因，是由于这一地区自然环境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劣。这种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这一区域内的居民，吃苦耐劳，能够处在逆境而求生；而另一方面，则促使这里的居民，不得不走出家门，走出家乡，到外地其谋生求活。明末清初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转引明代《安徽地志》云：“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

     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中亦记述：“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潴畜，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自休（宁）之西而上尤称，斗入岁收，堇不给半。饷多仰取山谷，甚至采薇葛而食。暇日火耕于山，旱旱种旅榖，早则俱出，扳峻壁，呼邪许之，一唱十和，庸次比而汗种以防虎狼。夜则俱入，持薪樵轻重相分。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这样的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不能不使得地处丛山之中的徽州居民，格外能够吃苦，能够耐劳。

     传统的农业生产既然无法供给徽州百姓的日常生计，大多数徽州人不得不勇于背乡离井，到外地去谋生以求得生计上得发展。《嘉靖徽州府志》复记云：“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出贸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昂時取予，以故贾之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云间诸郡，产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阳富人子，犹不能等埒。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当其出也治裝，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袨新服餙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诸见者啑啑，就目徽多富贾。不知其既也不能赏责，坐是蒙罪戾者比比皆是。汪京兆循曰徽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其不信哉！百工之作皆备，而歙为巧巧，然堇堇足以偿其僦费而已，其能畜以息之者不十一焉。女人尤号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繲纫绽。黟、祁之俗，织木绵同巷夜从相纺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徽俗能畜积不至尾闾者，盖亦由内徳焉。

      嘉靖《徽州府志》的这则记载很值得我们思考。徽州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徽人坚忍不拔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无论是日出而作、远走他乡的男儿，还是在家纺织、勤俭持家的女性，都有着俭朴奋斗的秉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出的商人们为了在尔虞我诈、机械相争的社会环境中取得生存以及商业上的成功，他们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富商巨子的模样，周旋于官场的名利场富贵乡之中，这正如汪京兆循所云：徽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嘉靖《徽州府志》的这一记述，固然又为徽商隐晦的意识在内，但是到了清代以来许多徽商摆脱不了官府的纠缠而逐渐衰落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徽州商人从清代后期之后衰落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嘉靖《徽州府志》中如实地记述了徽州人民世代相传的吃苦耐劳、勤劳拼搏的从业精神，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得以辉煌的内在真正动力，是促进徽学文化走向优质的根本源泉。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弘扬徽学文化，推进徽州地区的文化振兴，显然，这一根本性的文化源头，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记取和弘扬的基本点。

     文化振兴是当前我国在新时期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上中国最著名的地域文化徽学文化，我们必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方向，努力践行。而我们在践行继承和弘扬徽学文化的历程中，我们又必要记住徽学文化的两个基本点，这就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文化学术精神和世代相传的勤劳拼搏的从业根基。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明史学会会长、教授，黄山市市委、市政府聘请的首批社科专家顾问，本文为第二届徽学学术大会主旨报告。

注释

 [1]束景南：《朱子大传》第97—9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汪佑：《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见《歙县金石志》卷7。

 [3]程瞳：《新安学系录﹒序》，民国二十一年《安徽丛书》第一期影印本。

 [4] 以上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384--38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5]见解光宇：《朱子与徽学》第314页，岳麓书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