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市昔称徽州，所属各县各有方言，互相听不大懂，却又有一种无以名之的徽州腔，初次见面便可辨识同乡。徽州人有徽州情结，有机会就喜欢说“我是徽州人”，颇有引为自豪之意。离乡越远，时间越久，越是浓烈。1979年秋，阔别四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屯溪，正年临花甲，最使我感到亲切、欣喜、愉快的是满耳乡音，徽州话，不同的徽州普通话。我马上想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感到没有过的享受和体验。可惜当时还在工作，匆匆而来，又匆匆地走了。改革开放后条件方便了，离休后时间充裕了，我又回来过几次，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来去匆匆。2004年末，我又一次回来，这次比较从容，到的地方和看望的人比较多，引发不少回忆与思考。后来得到一本《中国徽学国际研讨会》（部分论文和论文提要），这个会是2004年11月中旬在黄山市召开的，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100余人，发表了论文90多篇，涉及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说近年研究的最新成果都集中在这里了。其中有些过去曾略有所闻，有些则是“新闻”，使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得益匪浅。综合各家之言，使我对自己故乡的历史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我就此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也是我对徽州、徽商、徽文化的再认识。 

　　古徽州是伟大祖国一块神奇的土地，位于安徽南端浙、皖、赣交界三角地带。高山环绕，险隘阻路，形成隔绝于外界，比较封闭、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境内重峦叠嶂，河溪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著的山越人性格淳朴、强悍，“断发文身、火耕水耨”，“勇悍尚武，不纳王租”。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正月，置“黝”（黟）、歙二县，后属新安郡，距今已有2215年历史，不过被视为蛮荒之地，人烟稀少。 

　　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经济、政治、文化都与西方不同。悠悠两千载，一方面遗留下富丽堂皇、高大巍峨的宫阙，气魄恢宏，威武雄壮的陵寝；另一方面则是看不见、数不清的奴役、欺压、痛苦、饥荒与死亡。尽管经历了多少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分分合合、战乱灾变，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压在这个帝国最下层的农民，也就是农奴，就在鲁迅先生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循环中代代相传。在江、淮、河、汉古老的中原大地，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到改朝换代，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则变为“荒蒿满路，鸡犬无声”了。  

　　相对而言，徽州就成了躲避战祸世乱的一方乐土，即陶渊明理想中的“桃花源”。出入黟县的“桃源洞”及徽州其他不少地方，也确有这种意味。正如南唐名士许坚的诗所写：“黟邑小桃源，烟霞百里宽。近村闻犬吠，人尽古衣冠。” 

　　徽州土著“山越”人在汉末就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据《徽州五千村》课题组调查，现存的徽州古村落都是中原名门望族移民后裔形成的。由晋“永嘉之乱”迁入徽州的土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个家族；唐代黄巢起义时，士族避战乱迁入徽州的有陆、陈、叶、孙、洪，罗、舒、吴等四十八姓，是移民量最大的时期；两宋之际，迁来徽州定居的有柯、宋、张、周、蒋、吕、韩等十三姓。这些中原移民往往聚族而居，有些便以其姓氏为村名，如陈村、汪村、王村、鲍家村、苏村，周家村、冯村、郑村等。有些则是定居后依经典定名，不落凡俗，如棠樾，斯干、呈坎、南屏、唐模、万安、澹淇、紫阳、碧阳、紫阳、商山、伦堂、桃源等。我们商山吴姓始祖竹洲先生，宋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曾授广西南路安抚，谥文肃。我自小就知道有文肃公这个老祖宗。听祖父说，文肃公有一方歙砚，一直珍藏在北京故宫。有人说徽州是移民社会，不是没有道理的。封建社会极重门第，士、农、工、商之间等级森严，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原士族原是门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迁入徽州，失去权势，成了落汤鸡，有的还不得不隐名埋姓，躲进深山僻野，但内心看不起粗野的农民。他们不能不以农为生，而又不甘心世世代代沦落下去，所以特别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弟东山再起，重光门第。这些中原望族的后裔后来成为徽州人的主流，把中原的汉文化带进徽州并逐渐普及，当地人民淳朴、强悍的性格中也就注入了崇儒、尚礼的一面。 

　　隋唐开始建立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要途径。“学而优则仕”，发愤读书、博取功名，成为读书人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徽州府六县历代中进士的总数，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素以文化昌盛闻名的苏州府，而超越了许多古老文明的中原地区。科举时代全国历代状元有800多名，而休宁一个县在宋嘉定到清光绪的600余年间，本籍与寄籍的状元却达19名之多，超过了苏州府的任何一个县而成为第一状元县。唐宋时期徽州有些读书人通过科举仕宦进入统治集团，有了“名臣辈出”的声誉。那些失去了世袭垄断特权的后裔门，终于吐出了多少代以来积压在心头的郁闷。明清时期，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愈来愈多，甚至出现了“兄弟九进士”、“一门四尚书”的佳话。 

　　《论文摘要》的目录中有篇论文《元代———徽州文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历史时期》，可惜太简略，未见其详。而我觉得，徽州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南宋。主要因为两件事情，一是南宋迁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二是朱熹理学的崛起。 

　　靖康之变，徽、钦被虏，京都由汴梁（开封）迁至建业（南京）、绍兴，不久又迁到建康（杭州），才算稳定下来。历时157年的南宋一代，强虏压境，风雨飘摇，只是个偏安的局面，但是长江以南，特别是钱塘江流域广大地区却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发展。随着政治重心南移，经济、文化也更加繁荣昌盛起来，传统农业开始出现变化，特别商品经济勃兴，成为时代标志。北宋京城汴梁人口120-150万，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当时欧洲城市一般只有10万人左右。杭州建都后逐步发展到120万人。有记载说，“每日消耗花椒需一百担以上”。持续不断的建设造成了京都日新月异的繁华，也使徽州满山遍野的杉木、生漆以及茶叶、竹器、山货有了销路，为徽州商人大规模兴起创造了条件，新安江———钱塘江成了黄金水道。花山石窟之谜，据说有21种解释，但说来说去，最后恐怕与杭州建都有关系。徽州本系山野偏僻之区，如今成了京都腹地，商贸和整个地域经济都得到最好的发展机遇。自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以后，徽州一府六县的建制，八百多年稳定未变。此后几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徽州仍比较稳定，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这一点对徽州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决不可低估。 

　　朱熹是宋代大儒，传承“二程”（程灏、程颐）理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使孔孟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所作的《四书集注》受到宋理宗的高度重视，“读之不释手”，宝庆三年（1227年）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元代仁宗时正式规定“四书”与“五经”并行取士，明、清也是“四书”、“五经”并立科场，而且“四书”越来越受到重视，理学体系居于此后数百年间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徽州人，在福建做官，朱熹的出生地和一生主要学术活动都在福建，但他籍贯是徽州婺源，他一直自称徽州人，各种著作的署名也往往是新安朱熹，并曾二次回到徽州扫墓、省亲、讲学，弟子众多，影响极大。毛泽东多次讲过，朱元璋平天下得益于徽州人朱升谋划的战略：“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这个朱升就是朱熹理学的宣传继承者。朱熹理学的影响遍及全国，还传到周边国家，形成体系庞大的“朱子学”，对“儒教文化圈”各国的社会文化乃至历史进程都有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在故乡徽州就更被当作偶像顶礼膜拜。徽州人妇孺皆知“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以此为最大的荣耀。出了“朱夫子”之后，徽州被称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程颢、程颐祖籍也是徽州）而受到尊敬。所有徽州人都似乎圆了一个“重光门第”的梦，从此腰板挺得更直，更有了信心和志气，比某个家族子弟中了进士、点了状元还要风光。休宁茗洲村《吴氏家典》中写着这样的话，“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当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提高。但文化的反作用和影响的持久力，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文化包括习俗，胡宁说：“习俗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个地区一旦形成某种观念与传统，是不容易改变的。它将以特有的惯性推动着人们不断运转，古徽州各县勤于诗书，习文重儒，早已成为民间通行的风范。这是人才不断涌现的关键。”这一点意义更不可以低估。 

　　也许可以说，徽商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曾有过长期的酝酿准备时期。这种准备，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南宋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