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小康”一样，“和谐”也是我国源远流长、具有深厚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个词汇，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即和睦，有和衷共济的意思；谐，即相合，强调顺合、协调，力避抵触冲突。和谐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它标志着自然界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和崇高理想，形成相互尊重、平等友爱、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社会风气，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诸多要素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稳定有序、运作协调、共同发展的社会。

    古徽州民风质朴、文化昌明，素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的美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徽州人的新使命》一文中写道“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世外桃源”。相传陶渊明笔下的理想社会《桃花源记》的原型正是出自这里，故黟县西递又被称为 “桃花源里人家”，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乡村”，婺源更是直接称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可见，古徽州是人们心目中和谐社会的典型。

    一 古村落的建造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村落外环境的选择注重与山水环境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统一，被概括到“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之中，并为历来的思想家们所重视，为众多的建筑巨匠所惜守。“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徽州古村落的选址，信奉“天人合一”的观念，把握自然生态的内在机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营造绿色居住环境，追求“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 (宋·郭熙《林泉高致》)的艺术境界。强调“宅，择地，择吉地而营之也”。按风水理论提出“地理五诀”：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五种方法择地定址，“阳宅需数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行”<1>。选择良好的地势、地貌、地形和自然朝向、采光通风的基地条件建造村落，并按照居住环境背有依托、左辅右弼、前有屏障围合的空间格局和“藏风聚气”、“负阴抱阳”的法则，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人居大环境艺术理想境地。古徽州境内，群山逶延，丘陵连片，谷溪纵横，为古村落的选址提供了有利的山水环境条件。古村落在建造中，因山就势，顺应水脉，保土理水，就地取材。特别是利用当地的土石材料，烧制小青瓦、石灰等建筑材料，形成当地独特的“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古民居艺术特色，溶合在大自然的青山绿水之中，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人居环境艺术效果。

    2.村落内环境营造融入自然的效果

    在积极地对山水环境进行选择的同时，巧妙地对水系进行人工安排。有的让两溪在村前汇合；有的让河流穿村而过；还有的开凿人工水利引水进村，从家家户户流过。根据地形特点，利用自然条件，精巧地处理池渠水系，形成人工水系网络。人工水系的设计，有利于生产生活用水，也有利于防火、调节水位、净化空气，还美化村落环境，特别注重村落“水口园林”的建造，“水口”即为一村流水的出口。古代建筑师在风水观念的影响下，以水喻财富，对水口刻意规划，精心营建，在水口建桥造塔、筑亭建祠、挖塘植树，使村中水系与村口和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座开敞的园林。学术界对此十分推崇，提出了“山水园林”的概念。是中国古代的公共绿地，在江南园林中别开生面，引人注目，有效地改善了村落的环境和景观，形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恬静和谐的村落园林风景。

    3.村落环境布局，形成有机整体。

    古村落充分利用地形，随坡就势，蜿蜒曲折；结合地貌高差，形成水圳、水街。道路一般以主街道为轴线和其垂直的巷弄组成经纬分明的鱼骨状交通街巷网络。质朴的街坊，幽静的巷道建立起家家户户联系的纽带。古人崇尚“中”，一般在村落中部布置宗祠。使古村落既建造山水、田野、宗祠、街巷融为一体的物质环境景观，又塑造了人与人心灵情感相通的精神空间环境。

    二 文化教育是古徽州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清代三朝军机大臣曹振镛在《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序中写道“山川清淑，风气淳古，弦诵之声，比舍问答，其人类无凉薄之心，而有士君子之行。”这么好的民风习尚，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文化的积淀，教育的成果。徽州地靠江南，东汉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战乱频仍，中原一带的名家士族纷纷渡江南迁，许多人在徽州建立了避难安居之所。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从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丛林经济；另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起学校、习礼容”，习俗由此渐变。“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南宋以后，一个重文重教的社会习俗已在徽州形成。即使穷山僻壤，“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自井扈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外，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2>。而且徽州人注重以文教人。村落中每一个成员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尽其才，或耕读“学而优则仕”、或经商行医、或习文学画学厨艺，几无无用之人。为了创设良好的读书育人环境，徽州村落纷纷建立书院，延请大家名流到书院讲学、切磋学问。为优化育人环境，徽州村落多以吉祥图文作为装饰，如利用建筑雕刻、楹联谚语等勉励、提醒莘莘学子读书进取、奋发向上。

    徽州的教育是以“育人”为本的，除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外，许多还包括了有着徽州地方特色、极具实用和职业教育的内容。主张“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西递村楹联）。如徽州是明代珠算大师程大位的故乡，而徽州人又有经商的习俗和传统，故珠算教育在徽州既具条件又深受人们欢迎；再如新安医学源远流长，影响极大，许多先生在教学时，往往有针对性地教授一些医药知识等。所以，在徽州村落中，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各显其能，人才辈出。 由于徽人的重文兴教，终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素有“东南邹鲁”的美名。

    三 徽商的崛起是古徽州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徽州是徽商的发源地。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的10大商帮之一，形成与明成化、弘治年间，兴盛于明嘉靖至清嘉庆年间，衰落于清末，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不仅以其良好的商业道德、灵活的经营策略和任重道远的“徽骆驼”精神，在商场上艰辛开拓，成为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而且致富以后的徽商们，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举凡建义仓、修水利、筑道路、兴学校等等，无不在其捐助范围之内。明清两代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时期，在有关明清的自然灾害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水旱灾伤，人民艰食，无以”，“灾荒时年，民不聊生，百姓被迫流移他乡，乞食街；……转死沟壑，饿殍道路”<3>的记载，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单靠封建社会各级官府的赈济，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又加之赈灾官员乘机大肆克扣侵吞赈灾粮款，致使百姓生活更是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徽商们更是慷慨解囊，积极地投入到对灾荒的捐助和赈济事业当中。据有关资料记载，嘉靖九年（1530年），秦地发生旱蝗之灾，“边陲饥馑，流离载道”，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立即“输粟五百石助赈”，使灾荒得以缓解。崇祯十三年（1640年），歙县粮商吴民仰运载千石小麦途经上海时，正值该县发生饥馑，他“见之恻然，尽以舟麦散饥人，人各一斗，得以旬日以待食新，所活无算”。乾隆七年（1742年）扬州发生水灾，歙县盐商汪应庚一次就捐银6万两，用于赈济灾民。史料中诸如此类的记载真可谓是数不胜数。富不忘本的徽商们用自己的所得服务家乡造福百姓，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他们心忧天下的义举，更是为徽州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在广大社会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

    四 崇尚礼制是古徽州良好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

    徽州古村落中人际关系的形成是以礼制为前提，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这种格局，不仅要求村落规划布局合乎礼仪，不可违规，同时要求村落成员恪守封建等级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不得僭越。 宗族邻里之间，徽州村落也以“礼”相处，“礼”中融“理”。信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讲究礼让，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便宜多自吃亏来”（徽州村落楹联）。徽州民居素以“四水归堂”、“五岳朝天”为特征，一般认为是徽人以水为财、“肥水不外流”的心理反映，实际上也表现了徽州人“自家水火，不殃及邻人”的心态，故在徽州村落中，居民多能和睦相处。为方便村民行走，徽州民居的一些外墙做成了圆角，而主动将自家宅门向内缩进“作退一步想”，也是徽州人做人“温、良、恭、谦、让”在建筑上的小小注脚。

    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以“理”服人，分家、买卖、典当、租赁转让等等均由当事人及中人协议立契约为凭据，而且世代相传，至今仍存有数十万件“徽州契约文书”。如，明成化年间的一份借路合同。“十西都洪社宽等，买到土名虎陷杉木一片，今借到同都谢文辉、谢玉清等土名长小垄山内路一条，跎木经过，议定完日自行用工掘毁其路，不通往来，无词。今恐无凭，立此文约为用。”<4>这类文约的内容虽是小事，但当事人在得到知情权的情况下，愿意签约，就化解了有可能产生的不理解情绪。即使发生了民事纠纷，在宗族村落之间，徽州人也是重“文斗”不尚“武斗”，到官府诉讼，形成法治与礼仪并重的文明风气。

    五 宗法制度是古徽州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

    徽州宗法制度是世袭的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它涉及内容很多，主要有聚族而居、祠堂、族谱、族规、祖坟与祭扫、族产等。徽州宗法制度虽然带有很强的封建纲常伦理色彩，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权力的工具，但是它也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凝聚了同宗势力，增强了抗击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从徽州宗法制度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宗族的一系列组织措施，保证了同宗民众相互认同，相互帮助，相互保护。在宗法制度下，古村落社会生活呈现出“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人桑蓬，臧获服务，比邻敦睦”<5>的和谐生活景象。徽州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这种内聚能力，对于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保护、生产关系的协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是今天广大徽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它在商品经济大发展时期能够维持社会人伦体系有条不紊，颇为当今世界各国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第二，它加强了社会伦理道德教化，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日常生活方式和血缘亲情关系之中，将封建伦理纲常内化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内心信念。第三，它缓和了宗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管理体系。第四，它激励了下一代奋发图强，鼓励光宗耀祖，客观上促进了人的潜能的发挥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兴。如：黟县南屏叶氏宗族族规中“安生业”的条款，要求“族中子弟士农工商，各有恒业，非年高稚弱及有事羁留而在家闲游者，老成必督责焉”。（南屏叶氏族谱·祖训家风）由于有了这样的规定，“故族内少游惰之人”。徽州宗法制度，是徽州人立身处事的基本社会环境，它规范和影响徽州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

    六 尚气好义、团结互助的民风为和谐社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山高滩急的皖南山区环境又锻炼了徽州人团结互助、尚气好义的风尚。《歙问》指出：“人尚气节”，“宁甘斗讼，好义故争”。《婺源县志》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尚气好义”之习的两面性：“厥则刚，故用之善，则正直，为高明，为风节。用之不善，则为忿戾，为谝固，为狷急。”可见，尚气节，重帮助，能聚合，是徽州民风的一大特征。徽州人看重宗谊、聚族而居，“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6>从中可以看出徽人团结互助、融洽相处的古朴民风。古山越一带，人们“断发文身”，“嫁娶仪陋”，“鲜知礼节”，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要面对自然的种种威胁和域外兵戈的侵袭，为了保护共同的利益，古徽州一带的山民自然地形成了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甚至相互包涵的“乡党”氛围。我们从徽州各地的民谣、民谚、传说、掌故中极容易看出，民间流行做事要务实、勤劳、出得力；过日子要俭朴、有远见、吃得苦；做要友爱、坦诚、行得正。可以说，尚气节，习俭朴，耐劳苦，善积聚。徽州这些古朴民风为古徽州和谐乡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主要参考文献>

1  (清) 姚延銮.《阳宅集成》卷《丹经口诀》.清乾隆十六年姚廷銮刻乾隆十九年补序本. 

2  道光《休宁县志》.道光三年刊本.

3  骆汉城等. 中国诚信报告--诚信之源（下）新闻晚报 ,2004-5-12.

4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5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凤宁徽备录·歙志风土论》.

6  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