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徽州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属于定格的历史范畴;二是属于发展的范畴。已经定格的徽商兴衰历史是当今徽州文化和徽商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而研究徽商兴衰历史的文化价值又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重点。正确地进行徽商兴衰历史的文化价值批判，对于今天的商界具有参照意义。

本文讨论的徽商,是指明清以来雄居十大商帮之首的徽州地区的商帮群体. 

一、徽商崛起的文化价值背景 

徽商在长达500年的发展历史中，曾出现过两次崛起和衰退。 

徽商的两次崛起及其衰退的历史，主要取决于徽州独有的地理条件、社会形态、历史环境、人文教育等特定文化背景。 

徽州，这个在当今中国版图中已经消失了的地区性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书：地理志》，书中载：“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当时取名徽州，主要是地理因素使然。“山水之名说”认为，因在绩溪县内有徽岭与徽溪，故得名徽州。从南宋罗愿的《新安志》始，元、明、清历代志书均沿用了这一说法。其实作为在徽州有着核心地位的歙县，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就已经定名。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起至民国时期（公元1936年），徽州一府六县（黟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的定制格局维持长达1200年之久，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自古徽州四面环山，地狭人稀，天目山和黄山从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100多座。徽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不具备发展农业经济的优势，出产难以自给，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之说。然而，徽州的崇山峻岭，却成了自魏晋之后由于中原动乱而南逃的贵族躲避战乱的天然屏障。 

众所周知，唐中叶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尤其是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武治中原，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了中国北方的文化和经济停滞不前，中原地区因此成了“灰土之邦”。历史给封闭一方的徽州以脱颖而出的机遇。保存至今的徽州各家族谱显示，徽州是个移民地区。例如江、胡、程、潘等姓氏，均是由于魏晋、唐末五代以及北宋末年三次天下大乱由中原迁徙而来的。这些显赫贵族同时也带来了北方成熟的儒家文化、严谨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发达的生产技术。徽州逐渐发展成了南方新兴的商业和文化重镇，为明清时期的徽商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平台。本来贫瘠的徽州成了汤显祖笔下的富贵之乡，近日发行的“文房四宝”邮票，样样都出在徽州，也应是佐证之一。 

徽州人经商，最早可以上溯到晋代新安商人在中原以及唐代绩溪商人在长安的活动记载。 

徽商，第一次真正作为一个巨大的商帮活跃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是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到清代道光年间,历时350年之久。这个时期的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原始积累。其“富可敌国”，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陕商人集团击败。仅徽商中的盐商总资本就可以抵得上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达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鼎盛时期的国库存银也不过七千万两；出口贸易中每年的85万银子，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收入却占了第一。当时徽商的活动范围，西达黔、滇、关、陇；北至幽、燕；南至闽、粤；徽商的足迹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除盐业外，徽商涉及的典当业、布业、米业等也都位居全国第一。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规模，徽商都位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徽商首推歙县的江春（公元 年—年）和鲍漱芳（公元 年—）。他们寓居扬州，没有科举经历，却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江春“以布衣结交天子”，先后六次接驾乾隆和嘉庆皇帝，得到乾隆和嘉庆的赞赏。江春被赐封“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鲍漱芳被授予“两淮盐运使司”的显赫职位，嘉庆还特赐鲍氏祠堂“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毁船舶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多人，给徽商以第一次重大打击。 

至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官方的两淮盐务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清政府废除了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失去了世袭的盐务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的大批徽商破产，徽商的第一次辉煌开始褪色。 

历史巧遇，就在歙县、休宁、黟县人唱主角的盐业集团遭受重创的同时，以绩溪人胡雪岩(1823---1885)为代表的另外一支徽商劲旅却异军突起。 

绩溪县东倚天目，西枕黄山。宋元丰年间，苏轼曾在此知绩溪县事。自古被誉为“邑小士多，东南邹鲁”、“十户之村，不废颂读”、“文昌风，士如林”的徽文化发源地之一，但是绩溪的田亩面积、户籍人丁、资金积累和成商历史，远不如歙县、休宁和婺源。 

这支从徽商故里冲出来的徽商新军另辟生财之道，以经营钱庄、茶庄、徽菜和文房四宝等为主要经营行业，又一次奏响了徽商的中兴之曲，推动徽商进入新的发展期，创造了徽商发展历史的又一个高峰。江南及运河流域普遍流传“无徽（绩）不成镇”的神话。 

凭借自己的精明和睿智，胡雪岩再次游刃官场，叱咤商界风云。他以义交友，利用他曾仗义资助的王有龄在官场的优势，开设钱庄，代理浙江省的籓库，国家的库银当作了他的周转资金。他开设当铺、药店，经营丝、茶，迅速暴富。据史料记载，胡雪岩，仅钱庄的聚资就高达二千多万两白银。他用大量金钱支持了清政府的多次重要政治军事行动，和左宗棠建立“常捷军”，开办福州船政局。通过一系列官商活动，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看到了这位新崛起的徽商的利用价值，授予其二品官衔，红顶戴加黄马褂加身，胡雪岩将徽商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又一次发展到了极至地步。 

在绩溪人胡雪岩的旗帜下，徽商开始了新的一轮商业“圈地运动”。徽商的经营范围涉及钱庄、当铺、国药、徽墨、茶业、徽菜、土杂百货、粮油酱酒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清末民国初年，仅对绩溪县分布在全国22个省市的徽商统计，开设的大小不等的店铺就达2000余家。其中，在上海开设的徽菜馆有120家，占当时在沪餐饮业的绝大部分份额；在浙江省开店肆295家；开设的当铺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至于北京人在书写当铺历史时，书中当铺行话完全是地道的“绩溪”土话。 

胡雪岩等徽商创造的巨大物资财富，还哺育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批新文化的先行者。如常被徽商文化史研究者忽视的另一个徽商，晚清秀才出身的绩溪商人汪孟邹(公元1878—1953年)和他的侄儿汪原放,在胡适（公元—年）、陈独秀（公元—年）的鼎力相助和亲自参入下，1913年在上海福州路上首家独资创办“东亚图书馆”（后改名“亚东书局”），将徽商的经营范围发展到了新的知识经济领域。胡适、陈独秀、章士钊和王孟邹私交很深，又是书店的主要撰稿人。经常和书局来往的还有蔡元培、杨敏周、钱玄同、杨昌济（毛泽东的岳父）、梁漱溟、鲁迅、郭沫若、恽代英、毛泽东等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批领军人物。亚东书局在国内设有180多处分号和代售处，成为“五四”时期和以后一段时间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亚东书局历时40年，直到汪孟邹去世的1953年才被迫停业。亚东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文化传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上海又创造了20世纪徽商的另一个奇迹。 

徽商的第二次辉煌历史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二、徽商兴衰史中文化价值的作用 

徽州文化是徽州一府六县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文化的内核是后儒理学，它传承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主流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唯一没有“断代”的地区性儒学文化。 

后儒理学是继孔孟之后，由南宋徽州人二程、朱熹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是影响中国1000余年封建社会中后期历史的核心文化思想。 

徽商文化作为徽州文化的一个单元，朱熹等人的后儒理学深深地烙印于徽商们的经营理念中和经营中。 

根植于徽州大地的徽商，后儒理学的徽商文化对徽商群体的产生、发展和衰退起着推动作用和制约作用。 

（一）推动作用的主要表现 

1、后儒理学中的封建道德伦理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徽州社会宗族结构和徽州文化，有效地凝聚了徽商群体，提升了徽商群体的竞争力。 

后儒理学的中心议题是论证封建道德伦理“源于天理”，是绝对合理的。由于“三纲五常”源于“天理”，因此，三纲五常终变不得。人们恪守纲常名教就是遵循天理。朱熹通过《礼仪经传通解》、《家礼》和门生们编写的《祭礼》、《丧礼》等教义，对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区别规定得非常具体、繁琐而且形式化。因此南宋以后的徽州人更是“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特别是在明清两朝的徽州，几乎形成了“非朱子传义不敢言，非朱子家礼不敢行”的局面。因此，徽州人受后儒理学的影响之深，尤“胜于他郡”。 

自六朝、唐宋以来，徽州人聚族而居。族与村，血缘与地缘结合，出现许多单姓村落，千百年的姓氏族系比比皆是。由于战乱迁到徽州来的北方氏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宗族凝聚力大为衰弱。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后儒理学成了这些外来移民的精神寄托和加强宗族凝聚力的最佳选择。 

生长于斯的徽商，长期受到后儒理学的教育和封建礼教的熏陶，宗族观念极强。有学者指出徽州人经商“挚其亲友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其大者能活千百家，下亦数十家数家”，“今不幸而一家破，则遂连及多家与俱破矣”。这说明徽商的经营活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宗族的群体行为。这正是徽州商帮的凝聚力、竞争力胜于其它商帮的关键所在。徽商开始时，是以家族近亲为骨干力量，带有十余“伴当”和“伙计”营商，家长就是商团领导人。随着商业资本能量的增加，他们采取同族或是邑内各族之间的合股经营，组成更大的商业集团。徽商主人与伙计的关系是宗子与族众的关系，宗子就是族商之首，负责调解族商之间的纠纷。为了维护徽州商帮在营商地的势力，他们又联合六县商业集团，组建“徽商会馆”。徽商会馆是徽州宗族祠堂的延伸和扩大，祠堂多奉祀朱子，代表徽商利益，领导徽州商帮与外帮竞争等。可见，在后儒理学的指导下，以宗族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血缘与地缘结合，凝聚了徽商群体，提升了徽商群体的竞争力。 

2、徽商重义学、办书院，积极捐资社会福利事业，是后儒理学文化价值的延伸和实践，也加速了徽商自身的儒化进程。 

后儒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特别强调认真读书和研究学问。他主张“不读书，即义理无由明”。徽谚云：“男人不读书，好比是头猪”。这种文化价值熏染下成长起来的徽商，在获得大量利润后，毫不吝啬地捐资建祠堂、置族产、办义学、修桥筑路。他们都很重视振兴儒学教育，资助族内子弟追求科举、仕官的费用，培养子弟登高第，以光门楣。明清，徽商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在“富而教不可缓”的思想指引下，书院和义学遍及徽州各地，儒学教育发展很快。“虽十家村落，亦有诵颂之声”，“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就是当时的写照。读书人多，自然就出英才、出成果。仅歙县中进士者，据《歙县志》载，明代有188人，清代329人。徽州中状元者，仅清代就有17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5%，仅次于苏州府。 

这种种重视教育、重视人的社会化的风尚必然影响到整个徽州社会的一般成员。徽俗：“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是指徽州儿童到十三四岁就要离开家庭外出学商或学技。徽州儿童一般在六岁左右就要到宗族办的私塾读书，进行启蒙教育。大约读五、六年书，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才外出学商或学技。“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徽商大多习儒出身，不乏饱学之士，亦贾亦商，贾商结合。由于他们读书明理，在封建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商品供求关系变化多端的复杂情况下，才能“审时度势，察低昂，精筹算”。如绩溪商人章策喜好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大过人者。他“精管（仲）、刘（晏）之术，所亿囤中，家日以裕”。多才善贾，历来如此。加上他们志在千里，刻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因此在经营中往往能稳操胜券，战胜对手，使资本越积越多，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 

历史上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的徽商也不乏其人。如歙县的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每到一处，必拜会名人雅士，唱和应对；还有人们背后议论的郑作“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明代两淮巨贾盐商吴养春，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休宁盐商世家汪应诰，读书五经无不精，尤善诗史，闲暇之余，他读书到了如痴似狂地步。 

3、后儒理学的“明道正谊”思想是徽商经营中的企业文化价值的指南。 

朱熹认为：“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未必有利。”徽商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儒理学的这种“利义”观的支配。主要表现在：一是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徽州商人大多标榜重义轻利,非义之财不取。黟县商人舒宗纲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因义用财”，才开辟财源，使之流而不竭，因此生财之大道，可以收到谋大利、发大财之效。这种“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的思想，在徽商中是有代表性的。二是讲求信、诚的商业道德。所谓“以信接物”、“以诚待人”。徽商的“信”、“诚”，也就是理学的“诚笃”、“诚意”和“笃信”、“言而有信”的道德说教在其经商中的具体应用。以义为利，讲求“信”、“诚”，这是徽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获得迅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胡雪岩曾亲书一块“戒欺匾”。其文云：“凡百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生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不以劣品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亲为谋亦可。”而且此匾与它匾不同，是面对药房坐堂人的桌案而悬挂的。这也是胡氏药业为何兴旺发达的最好注脚。明清两代，徽州之所以能建有那么多书院、祠堂、牌坊兴办大量社会公益事业，这正是徽商在“明道正谊”的思想影响下，毫不吝惜捐助的结果。 

后儒理学是徽州社会稳定发展的指导思想，徽商的经营活动是支撑徽州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徽州文化的千姿百态，在社会文化领域里快速高度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明清以来，在徽商巨大财力支持下，徽州人在新安理学、新安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算术、新安画派、徽州篆刻、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剧、徽菜、徽墨、徽州教育等领域里都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例如胡宗宪、胡富、胡松、胡开文、胡允源、胡 适、汪华、汪原放、汪裕泰、程裕新、江春、江永、戴震、罗愿、朱升、汪道昆、程敏政、程瑶田、凌廷堪、渐江、汪机、孙一奎、郑复光、汪莱、徐春圃、曹振镛、曹诚英、王茂荫、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知名人士，他们在不同领域中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们的名字至今依然是如雷贯耳。 

（二）制约作用的主要表现 

1、如上所述，后儒理学是中国封建思想史上主流文化的传承，是徽州宗族社会的政治思想主流，曾经是徽商经营的无形资本，对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尽管从封建儒学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后儒理学有其平民化、通俗化的特点，同时也必然印烙着许多迷信、落后、消极的内容和狭隘、低级、保守的致命弱点。例如“存理去欲”的思想与封建礼教的结合，就使得徽商们的思想趋于知足、保守、克己，迂阔空谈的多，联系社会发展的少，逐渐养成不思进取、因循苟安的惰性。清朝后期，当西方国家用坚船利器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资本主义势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中国市场时，指导徽商的后儒理学却愈来愈向片面化、绝对化方向发展，至使本来含有合理因素的思想，成为禁锢人们精神的枷锁。徽商不但没有适时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仍然在固守“舍利取义，耕读为本”的东南邹鲁之风。这样，由后儒理学孵化出来的徽商文化与徽商二者之间，由早期的互动互促变成了互制互阻。 

2、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及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虽然徽州的严密宗族组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能有效地凝聚了徽商群体，提升了徽商群体的竞争力。但是，两次鸦片战争将中国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社会的宏观组织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开始逐步瓦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封建生产方式，同时加快了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催生进程。面对变化了的国情，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商人随即调整策略，适时地进行转型，结成实力巨大的“江浙财团”和海外贸易力量，成为工商界与金融界的中坚力量。徽商却深受封建宗族制度的困扰，固守原来的乡籍及其封建宗族关系，坚持维护传统的宗法组织和秩序，并且继续将大量的钱财消耗在奢华生活和“风水”建筑之中，没有及时向近代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逐渐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徽商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 

徽商称雄中国商界数百年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 

历史是一面镜子，所有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徽商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危机意识、团队精神、环境保护等意识值得我们记取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徽商坚持诚信经商、儒商结合、讲究礼仪、重视教育、吃苦耐劳的传统又是我们今天所应提倡的。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是我们今天研究徽商文化兴衰史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