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会

书院的讲会就是“坐皋比，主讲席，诸学者环列以听”。徽州的这种讲会活动，是书院兴起以后才有的。徽州书院的讲会，始于宋，明中期大为发展，并在歙县紫阳书院和休宁还古书院逐渐形成一种有组织、有定期、有规章制度的活动。清乾隆年间，徽州书院讲会开始衰落。根据书院研究者的看法，徽州书院的讲会滥觞于朱熹的归里讲学，后代诸儒则承其绪而扬之。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九月，朱子第三次归里，曾在歙县县城东北的天宁山房升堂讲学，听讲的有赵师端(后任徽州郡守，在朱子殁后，首创文公书院于郡学，为紫阳书院前身)、赵师恕(后任余杭县令)兄弟和祝穆、吴昶等人。在天宁山房，朱熹按白鹿洞学规主旨进行讲学，并对来学者答问40条。有研究者认为，徽州书院讲会即发端于此。天宁会后，通过朱熹弟子的倡导，朱子之说便在徽州开始广泛传播。元明之际，六县诸儒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对不符朱子理学的论说加以批评，对朱子说而未畅或说而未明的加以补充和引申，于是朱子之学由此大明，并在徽州广为流传，深入扎根。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春，朱升、赵汸到九江从学黄楚望归来，约乡人郑玉、倪士毅、金元忠、汪蓉峰等在歙县紫阳祠读书讲学，著尚书旁注，以教诸生，又命诸生用其义例，衍生六经四书旁注。讲学著述、阐明朱学之风一时蔚为兴盛。

徽州书院讲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则在明代。绩溪人周绅在《颖滨书院讲会会序》中记载，明代心学开创者陈献章曾亲临紫阳书院，聚汇徽州六邑人士，每岁一会，并定下讲会的规条，使徽州书院讲会出现制度化的雏形。明正德十年(1515)紫阳书院举行大会,郡守熊桂亲临大会并主讲朱子学说,并与诸生质疑问难。嘉靖三年(1524)十月，歙县山中紫阳书院又举行大会，郡守郑玉(于成，福建莆田人)主教，听讲者众多，郑玉每次都要讲到夜分为止。这是明代前期两次比较盛大和重要的讲会，奠定了徽州紫阳讲会的基础。后来，徽州士子将这种析疑辩难、发明学术的讲会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并使之制度化。“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东林书院、紫阳书院、还古书院、姚江书院的讲会最为兴盛。”<58>

据统计，徽州书院讲会形式的主要有院会、坊乡之会、邑中之会、六邑大会、四郡大会等五种。院会每月举行两次，坊乡之会每季一次，邑中之会每月一次，六邑大会每年一至两次，四郡大会则由徽州、池州、宁国、饶州四府轮流主盟。徽州书院的讲会制度也由先前的书院内部的一种教学形式，演变为具有社会性、区域性特征的学术研讨性质的聚会，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有史记载，还古书院明代共举行新安大会七次，每次会期十天。清代前五次规模较大，每次会期三天。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后改每次会期为一日后，逐渐冷落最后归于沉寂。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十月，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余见田先生(一龙，婺源人)，主会邑侯石林祝先生，“听讲数百人”;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月，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焦占园先生(竑，江西人)，主会邑侯李东山先生(乔岱，陕西汉中人)，“听者几达千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徐鲁源先生(未至)，五邑至者众，不及详载。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金简曾先生(凤仪，江西吉安人)临会邑侯张芾亭(汝慰，浙江山阴人)，“赴会诸友各邑共百五十余人，外府外省共三十余人，司事程熙明、程又新共二十七人”。

天启元年(1621年)大会，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先请景逸高先生(攀龙，无锡人，人未至，有回书)，复请屺瞻葛先生(未至，有回书)，临会六邑、外郡会友、司事及老成坐讲者、助费者二百余人。

崇祯六年(1633)十月，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恒麓万先生(讳尚烈，字思文，江西新建人，年八十六)、遂初吴先生(士，歙人)，临会邑侯佐之王先生(讳佐，浙江嘉兴人)及邑学三师，南昌伯伦吴先生(芝芳)，正希金先生，五邑代表及司事共18人，听讲者众。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大会还古书院十日，主教维清汪先生(有源，太平人)，心园翟先生(文种，婺源人)，赴会会友十二人。

清顺治元年(1644)至六年，每年秋会一次，每会三日，到会会友最少31人，最多67人。

顺治七年到康熙九(1670)，每年春秋二会，每会各三日，到会会友最少5人，最多117人。

康熙十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每年春秋二会，每会各三日，到会早少12人，最多139人。

乾隆二十一年，改会期为一日，到会者寥寥。

随着讲会的进行与经验的不断总结，至明末清初，徽州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讲会制度。清顺治十三年(1656)，徽州六县名宿会于还古书院，杨泗祥谋于宿儒汪正叔(讳德元，时年八十三岁)，倡议在歙县紫阳书院恢复紫阳讲会，得到大家的支持。顺治十六年，徽州紫阳讲会重振。讲会制定了明确的宗旨、详尽的会规、严密的组织、固定的日期、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仪式。这一整套的讲会制度在清初歙县紫阳书院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并成为书院讲会制度的模范而被其他书院所效仿。该讲会制度主要包括下述内容:

讲会的宗旨。紫阳书院讲会以“尊朱宗孔、复朱辟王、阐扬理学、延续道统”为宗旨。其中尤以严儒佛之辨为甚:“二氏角儒，儒道存，儒比二氏，儒道亡。夫不知内视其外，儒佛之判，外若宵壤，而谓内无二焉，可乎?宗吾儒不当误入二氏，宗二氏何必窃附吾儒，淆三为一，道之贼也，辨不可不早也。”(《紫阳书院志》卷十五)在明末清初程朱理学复兴的背景下，紫阳书院制定出上述宗旨，起到了阐扬程朱理学，抑扼王学末流的空洞虚妄、流入佛老的作用。

讲会的会期。在紫阳书院，会期事先均有约定。一般分为大会和月会两种。大会于每年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或三月十五日朱子忌日举行，每年一至二次不定，会期三天，一般为十三日开讲，十六日散会。月会次数为每月两次，定于每月初八和二十三日举行，巳时开讲，申时散会。

讲会的会规。紫阳书院综合历来著名书院的有关规条，结合徽州书院教育教学实际而制定。 紫阳讲会的会规主要由下述四部分组成:

(一)《白鹿洞书院揭示》

该揭示为淳熙七年朱熹知南康军时，亲手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内容简明扼要，包括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现摘录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辩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至修身以至于外事、接物亦各有其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制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返求诸己。右接物之要。<59>

学规明确了书院的教育目的在于“希圣希贤”，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学规还规定了书院的教与学的内容，为学的次序与笃行的关键，形成了一套书院教育工作的规范。毛礼锐先生说:“白鹿洞学规，把世界观和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进行学习修养的途径都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60>徽州书院无不以白鹿之规为圭臬，或照搬全袭;或稍加变通而仿效。紫阳书院亦将该揭示列为书院的指导性会规之首。明正德七年(1512)郡守熊桂重建紫阳书院后，还将该揭示该石砌于书院墙壁，作为诸生为学的原则，以标明书院继承白鹿、天宁遗教之宗旨。

(二)《紫阳讲堂会约》

清康熙八年(1669)，新安理学家杨泗祥、汪佑、吴曰慎、施璜等为重振朱子之学，以夺回被阳明心学控制的书院讲堂而制定。全文共五则，即崇正学、敦实行、谨士趋、严始进、图晚节，每一条目下都附有说明。该会约对入会资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前四条规定会友入会条件及入会手续，最后一条还规定了对会友中有违会规行为的惩处。

该会约规定:“务经明行修、崇尚周程张朱之学，讲论悉符于践履，著述必本乎躬行，……会长敦请贡院，阐印圣宗，以为后学标准。如侈谈二氏(释道)家言，为三教归一之说，及阳儒阴佛者，不得入会。”“凡渎乱人伦，不矜名节，及为名利奔竞公门，居闲作证，语言无实，刀笔讼师，一切所为有妨名教，而欲登讲尚为名高，挟浮说而取胜者，勿令入会。”对入会要求十分严格，“凡有志入会者，必须会中老成为之介绍，预先告明会长，会长通知各邑会宗，廉核果如所告，方延入会。”施璜主持紫阳书院长达四十三年之久，对此，他在跋文中曾解释道:“窃详立规之意，所贵在人品真实，学术醇正，足以究身心性命之事。不在滥交游侈人众矣。”当年主持紫阳书院的施璜曾说:“紫阳立规甚严，会友必择，非过峻其门庭也，一则鉴名流滥集，广通声气，后染无穷之祸;一则恐有类禅门，登坛大乱吾道之真，所以宁甘澹泊，不慕势利纷华;宁同志寥寥，不效名场闹热”。<61>阐述了对会友作出严格要求的理由，一是吸取教训，免遭东林之祸;二是杜绝类禅的王门学者，卫护紫阳道统。书院以朱子学说为旨归，也反映了对当时官学化书院的不正学风的抵制。

(三)《崇实会约》

初为方学渐辞官归里后为所建桐川会馆所定会规。明万历二十八年(1610)九月十五日，方学渐应邀主持徽州六邑大会聚讲，会间以该会约传授六邑会友。原有12则，今尚存11则。即会有统、会有期、会有仪、会有图、会有辅、会有指、会有录、会有论、会有程、会有章、会有戒。在每条下均附有详尽说明，为当时讲会的基本原则。

(四)《紫阳规约》

由歙县学者洪德常与汪知默等人，据旧规参以己见，订为六条，即敦伦之学、择善之方、执礼之本、存诚之功、寡过之法、崇俭之效。每条下附有说明，多砥砺之语。

上述讲会制度的实行，对讲会的组织、讲会的仪式及程序、讲会的材料与会录及后勤保障等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一)讲会的组织

在紫阳书院的讲会中，设有会宗、会长、会正、会赞、会通诸职，并规定了各职所司，分工相当明确。会宗要“道述行谊，群心向性者，共推而尊之”，由各县就该县推儒士之德高望重者一人担任，以“主盟阐教，躬执牛耳”;另设会长一人，处理会中一切会务;设会正一人，要能够“纪纲庶事为诸友先，齿稍次于会长，行与才合”，协助会长工作;设会赞二人，“罔或贰三年富力强干谞足任者二人，为会赞，综理庶事，应酬来学，受命于会长，质成于会正，殚力任劳，勿辞委琐;会宗、会长、会正共同组成讲会的领导核心，以“同心一德，共成此学”。此外委童子才敏者二人，为会通，他们具体负责实际性事务，所谓“报事约友，惟是奔走”。可见，这是一个严密有序的组织系统，讲会能够正常进行，是与这一系统的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二)讲会的仪式及程序

紫阳讲会的主要议程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祭先师。紫阳书院在讲会之日，先由会赞设朱子神位于堂上，并设香案，会友如期而至，要“先升堂揖先师，次揖会宗，次揖会长以下，后交实录于先师，前就坐，待齐排班，向上四拜，分班揖就坐”。二是宣讲与歌诗。祭毕，“宣讲义一章，就坐，歌一诗少选，再进讲，歌诗少选”。三是查会录并家居过善过，进行赏罚登记。“查实录并家居善过赏罚，讫登考核之纪”。四是质疑问难，议事辨礼。“布席饭讫，撤席复坐，质疑问难，议事辨礼，至申，揖先师，揖会宗，分班揖，歌诗而散”。

(三)讲会的材料与会录

讲会的材料是讲会时讨论问题的经典依据，类似于我们今天教学所用的教材。而会录则是对参与讨论的各方发表言论的记录，同时也包括记录者本人在会中的言行，目的在于督促、省察学业进修。紫阳讲会的内容除四书、六经外，还有理学家的著述、先贤的语录等。讲会前，先由会宗从先贤经典中预选一章，加以引申议论，衍为讲义，会正也同样分撰一章，会友亦可自撰一章。这些材料要在会日前二三天誊发入会者，“参互校定，期于精切明要”。会讲之日，“择会生以次宣读，听者体贴入身，印正心体，必大有益，非以为谈柄也”。“会生有能自撰一章者尤见其用功之勤”。这种恰当地运用讲会材料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入会者钻研问题的积极性，成为书院讲学的成功经验之一。会讲之日，还要选出二程、朱子的诗篇十几章，以备会时讽诵歌咏。

“会日谈丛，不有记录，一飞鸟之音耳”， 讲会中不乏发言者的精辟之见及生动表述，这就要求入会者能够把讲会中所见所闻随时记录下来，“日久成帙，觇所自得焉”。有点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笔记，是保存大师会中言论的一种重要方法。对后人来说，既可查考，亦多鞭策，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此外，讲会的后勤供给、日录、上次会期布置的相关作业的检查等均有定规。

清初，紫阳讲会恢复后，紫阳、还古两书院每年春秋两季都各举行会举一次，每次三日。汪佑(字启我，号星溪)自顺治十八年(1661)主持歙县两紫阳书院会事，前后三十年。施璜(字虹玉)自康熙二年(1663)参与主持两紫阳书院会事前后四十多年。康熙四十五年，主会事者吴曰慎(字徽仲)、施璜先后去世。康熙五十七年，汪芹等32人联合发出《公启》，称“施、吴两会宗相继沦亡，而讲者稀矣。自是之后，岁议司会二人，每逢九月望日文公生诞之辰，邀集同人行释菜礼，以荐馨香。苟遇宿望通儒，先期恭请主坛设教，尤所欣望。或难其人，则姑待之。”紫阳讲会从此基本停止了，偶有会讲，亦寥寥可数。乾隆十五年(1750)，延请夏宗澜山长主讲，一时叹为“施、吴两先生后，未之闻也!”以后讲会便又寂然无闻了。还古书院讲会到乾隆二十年，仍以春秋各会讲三日如旧，次年会费不足，改春秋讲会各一日，从此不再复三日之期，而且到会者稀少，会讲也就自然停止了。

从紫阳讲会的规程看，当时徽州书院的讲会己趋于制度化和正规化。是时的紫阳讲会己超出一般书院讲学的范围，成为地区性的学术研讨集会。这些会约和规程，显示的作用更为积极和突出。还古书院则据上述紫阳讲会条约制定了《还古会约》(九条)、《还古会仪》(五条)等。

讲会不仅传播了知识，更活跃了学术，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教学与社会学术活动相结合，使明清之际徽州书院的讲会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保证书院日常教育教学的基本功能的同时，还充分发挥了书院的学术研究功能，逐步发展为制度化的学术集会和组织，其意义已超越了书院讲学本身的范围，体现出了书院的进步性。紫阳书院也逐渐发展成为新安理学(清后期为新安朴学)的中心和在全国都有相当名气的学术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