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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化地理:徽州的居所

点击数:675  时间:2017-6-22  作者:洪忠佩  

 

 

随着西晋“永嘉之乱”、盛唐“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徽州这片峰峦叠嶂、川流密布的地方,便成了中原士族避乱归隐之地,从而形成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的徽州文化。徽州“一州六县”至今仍有四千多个保存完好的徽派村落,成为华夏大地上独具光华的人文地理奇观,那些遍布村落的徽派建筑,既是一代又一代创造者家园梦想的直接表达,也是徽州文化母体的一种外在依托与智慧表征。

一千三百多年前,徽州的诞生是南方中国一个必然的变数。

徽州形成“一州辖六县”的建制是在唐大历四年(769),由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婺源、绩溪组成。

处在黄山与天目山脉之间的徽州,东临“吴越故都”杭州,与浙西的“金、衢、严”三州毗连,是中国儒文化传承的典型地域和中国文化史无法绕过的地方。“山限壤隔,民尚朴实”。这片峰峦叠嶂、河流密布的地方,处处是“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秀美山水,成为吸引北方士族迁徙至此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交相融合,不仅形成了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的徽州文化,而且有四千多个保存完好的徽州村落,成为华夏大地上独一无二的人文、自然奇观。

而这方安居的寓所,以及境域的繁盛,徽商无疑是最大的创造者。如果没有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大兴土木,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存量的徽州建筑;如果没有徽商文化的内外融合、交流、碰撞,就不可能有徽州文化的如此丰富与多彩。

那遍布村落的徽派建筑,既是无数创造者非凡智慧和家园梦想的直接表达,亦是徽文化母体背景的一种依托与标志。在徽州人魂牵梦绕的乡村居所里,处处能够感受到徽州文化的一脉相承与生生不息。

 

 

走进徽州,认识徽州,最好的路径莫过于去寻访徽州历史上的名人与故居。然而,徽州历史人物灿若星辰,可谓列全国各州府之首,翻开《辞海》单列条目就有五十一位。譬如:孔孟之道的传人朱熹,明朝开国功臣朱升,明万历内阁重臣许国,清嘉庆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天文、算学、地理、哲学和文字学家戴震,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等。

“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很明显,是朱子理学与“贾而好儒”的徽商,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兴盛。在徽州教育名人录中,我走近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试图从胡氏家族的迁徙去打开徽州的窗口。

循着胡氏一脉的延续,我从婺源的考水,过休宁,走歙县、黟县,到了胡适先生的老家绩溪上庄。无论绩溪,还是上庄,我都是第一次踏访,却又有重逢的感觉,因为,我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曾经相遇。胡适先生说:“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无论是追祖敬宗,还是思古怀远,胡适先生与婺源的考水都有割舍不了的渊源,他的祖上藏着一个传奇而凄惨的身世:天复四年(904年),朱温叛变谋反,逼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在御驾东迁时,唐昭宗与何皇后秘密将幼子托付给了宫廷近侍郎胡三。胡三是婺源人,他不顾安危,历经磨难,把小皇子抱回婺源考水,并抚养成人,保住了皇家的一条血脉。胡三无儿无女,“遂养皇子为嗣,君随臣姓,将皇子易李为胡,取名昌翼”。胡昌翼一心寒窗苦读,以《易经》中后唐明经科第二名进士。当胡三说出实情,胡昌翼选择了终身不仕。他先后开设明经书院,创立明经理学。

于是,胡昌翼的名字便与明经胡氏连在一起,成了明经胡氏的始祖。考水胡氏一脉,也就有了“李改胡”或者“明经胡”的说法,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皇室贵胄的基因。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在遥远的年代,徽州的先人建村选址讲究风水理念,首选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或者是面水临山,有了山有了水,村庄就有了来龙与去脉。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徽州人从选址到建村都把风水贯穿于活动的各个过程,因而趋吉避凶也就成了人们“卜居”的终极目标。

选址建村,主要就是选山择水。风水学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长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而对水的选择,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则多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譬如:歙县金山洪氏始迁祖洪显恩,定村时看中金山“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绩溪盘川王氏始迁祖之所以选择盘川建村,是因为盘川“狮山拱峙,澄水潆洄,古木参天,良田盈野”;婺源星堂村“观其山,云峰峙其南,星峰峙其北;观其水,自北而南过围墙由东而出,可谓山环水复”。

“前有朝山(向山),后倚祖山(来龙山),左右有所谓形为狮、象或龟、蛇的两山把守水口,溪流似玉带环绕。”这是风水观念对于村落总体环境的要求。徽州的村落水口,古时候都被人们看成关系到村庄人丁财富兴衰、聚散的场地,讲究“天门地户”,村门“天门”(来水方向)要打得开,村口“地户”(去水方向)要闭得紧。

考水村的初名是考川,又称槃水,村名取义于《诗经·卫风》中“考槃在川,硕人之宽”的诗句。考水村水口有“龟蛇把谷口”的说法,村庄有龟山蛇山对峙,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的咽喉。考水村为了扼住关口,增加锁钥的气势,除了在左右对峙的龟山蛇山种植树木,在溪流上还要建桥造阁,使水口关锁严密,藏风聚气……“乡落皆聚族而居,族必有谱,世系数十代”。(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考水的兴盛,在谱牒中找到了答案,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近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墨业名家胡开文等等,他们的祖上都是从考水村走出去的……可惜的是,胡昌翼在考水村隐居与行吟的院落,还有讲学的“明经书院”,经不住岁风月雨的侵蚀,已是一片废墟。

 

 

“明经胡”与绩溪结缘,是从胡昌翼的长子胡延进在绩溪任县令开始。而胡门一族从婺源考水迁往绩溪上庄(原名上川),是胡昌翼的第八世孙胡七二。胡氏四十一代裔孙胡祥蛟(铁花)、也就是胡适的父亲说:“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是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胡适虽然生于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却在绩溪上庄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后来,胡适先生在村里倡导开办了“毓英小学”,还兼任过校长,而他留在上庄更多的痕迹还是故居。

旧时,从婺源去徽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驿道,要么走水路。那个年月,徽州的盐商、茶商、木商都是这样走的,耗在路上的时间可想而知。如今交通便捷多了,都有高速公路。上庄离绩溪县城只有三十八公里左右,从215省道转到217省道,再走乡镇公路就能直接到达“枕山襟水”的上庄村了。“竹峰丛其北,清流绕其南,西峙金山,东环狮石,宅上庄者,造物若辟斯土以有待焉。”在乾隆丁丑(1757)年编修的《胡氏宗谱·宅图小引》上,对上庄风水格局留下了这样的记述。上庄与考水的村庄环境格局类似,“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水口的狮山、象山形成天然屏障。而周围宛如众星捧月的竦脚岭、西慕坦、呈华塘、张家山等村庄,给上庄增添了几分古朴与灵秀。

徽州的村庄,在每一个开基始祖或迁祖开始,就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同族聚居,繁衍生息,形成了世代相沿的习俗。“李唐望族居住地,明经名门耕读村。”刻在上庄巨石上的文字,烙着村庄“崇宗睦族”、“耕读传家”的印记。关于徽州宗族的特点,清初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表述:“新安(徽州古名)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在胡适先生的记忆里,上庄“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事实上,胡适先生的家世亦是如此,他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

我沿着村巷七转八拐,才找到位于“适之路”28号的胡适故居。胡适先生字“适之”,一条通往他家的小巷以“适之路”命名,足以说明上庄的后人对胡适先生的尊崇。即便是胡适先生这样的名人故居,也免不了旅游业的开发。靠近故居门口,有一间售票房。临近中午,没有游客,售票员与讲解员也闲得无事。我向她们说明是从婺源专程过来采访的,并掏出中国作协的会员证作身份证明。没想到,讲解员胡美珍是胡适先生族侄胡健平的老婆,一句“老家人”,让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胡适故居是一幢典型的徽派民居,坐北朝南,小青瓦,马头墙。院子呈长方形,立着胡适先生的塑像。论相貌气质,胡适先生周正儒雅,骨子里有书生意气。“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有无,室之用也。”老子从“有”和“无”的相互关系,认识到了建筑空间的本质。而徽州民居对建筑空间的应用可谓极致,从进村入巷,到院子,再到屋内,都是一种空间体验的过程。胡适故居主屋为三开间,两层楼,前堂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堂,栏板隔扇,精雕细刻,梁托上一对荷花仙子栩栩如生,门窗上饰以兰花的雕板。前后堂的桌、凳、椅,泛着暗亚的木质光泽。房间的采光不是很好,与简单的家具相比,一张上了漆的满顶床特别显眼。这,既是胡适先生与江冬秀当年结婚的婚房,也是由他母亲做主包办婚姻的见证。胡适先生完婚已是二十七岁,按上庄“十三爹十四娘,三十晚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的俗话,他算得上是个标准的“老新郎”了,想必个中应藏着太多的无奈。胡适先生的书房更加简洁,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陈设的也只有砚台、毛笔、笔筒、美孚灯等。胡适故居门楼的水磨砖雕,檐墙上的山水花鸟,房梁上的雕饰,以及门窗上兰花的雕板,无不透出主人雅致脱俗的审美情趣。

 

 

像胡适故居的雕饰,在徽州其他民居中也同样可见。明代崇尚简约朴拙,清代流行繁复精美,其中以砖、木雕尤为突出。民间的雕饰主要是吉祥、劝学、祈愿家庭和谐、子孙幸福的内容,如朝凤、蝠云、莲荷、榴实,以及渔樵耕读、五子登科等。鲤鱼跳龙门(即鱼龙变化)这一题材用得尤为普遍,反映出人们对改变命运的憧憬和追求。由于徽州崇文之风盛行,因此,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及文房四宝、博古珍玩等图案也不乏见。还有的,将人们生产生活如耕耘、水运、品茶、对弈等场景也雕刻在窗子护镜、隔扇腰板上,充满着生活气息,令人备感亲切。当然,也不排除当年徽州那些富商巨贾互相攀比,不仅访遍徽州当地的高手,而且不惜重金聘请东阳、宁绍等地名师巨匠参与到豪宅的营造中。大户人家的花厅客馆,更是雕刻满堂,富丽堂皇。

倘若追溯与回望,不难发现徽州民居,乃至徽州建筑都是与徽商的兴衰连在一起的。

 

在胡适故居展厅,看到一幅“胡适家族近五代世系图”,我才想起先前听媒体的朋友说过胡适先生的族侄胡从就在故居工作。我几经周折找到胡从时,他刚从外面回来。现年五十七岁的胡从,淳朴、温和,讲话慢条斯理。在他的家族记忆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去世时,胡适只有四岁左右。那个时候,胡适就开始在村里胡禹臣的私塾——“来新书屋”读书。胡适跟随三哥去上海梅溪学堂读书,已经十四岁了。当年,如果没有他母亲的坚持栽培,以及二哥的支撑门户,就不可能有胡适后来的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准备修葺故居的时候,胡适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两只黄蝴蝶,齐齐飞上天”的手稿,也是他从爷爷胡近仁的老房子里找到的。四年前,胡从为祭奠伯父胡适,还专程去了台湾。

“几亩地、半所屋”。这是胡适先生早年对外亮出的家底。这一点,我能够从一同在婺源做过徽州传统社会田野调查的王振忠那里得到证实。王振忠系复旦大学教授,他研究徽州文书契约时,收到过一份胡适家宣统元年(1909)立的分家阄书。从留存残缺的分家阄书序文中,可以读到胡适先生家境的许多信息。当时,主持分家的是胡适的母亲冯顺娣,“主事”的却是胡适的舅父冯敦甫。就胡适名下的田地与房屋,胡适先生在写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也有信息表明。

很明显,现在占地面积一千一百多平方米的胡适故居,也是经过“扩容”与“打造”的。正在“来新书屋”从事古建维修的胡林政老人,他家称得上是上庄的木匠世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胡林政是胡适故居的主要维修匠人之一。对胡适故居的一榫一卯,胡林政都了然于心。他含蓄地说,虽然是修旧如旧,但现在的故居和当初的印象还是有许多难以吻合的地方。

在胡开文故居斜对面的“舞文弄墨”书店,我见到了胡适先生的另一位族侄胡健平。胡健平不仅是胡适故居、胡开文故居修葺的见证者,他还多次与胡氏宗亲清明到婺源考水扫墓。胡健平原来在胡开文故居开店,经营“文房四宝”,有关胡适先生的书籍、字画,以及《上庄村志》等等。随着胡开文纪念馆的改造开放,他就把书店搬到了隔壁的老屋。据他介绍,徽州墨业的创业者是上庄一位叫胡余德的,他是徽州“贾而好儒”的代表之一。道光八年(1828)的时候,胡余德以千两白银的巨资襄助创建东山书院。后来,胡余德不仅以主业徽墨业龙头,兼营客栈、当铺、茶号,还在上庄“造屋数间,买屋数间,置田百余亩”。胡适先生与徽墨名店“胡开文”的经营者,同属“明经胡”的后裔。在1949年以前,胡适先生与家乡的银钱汇兑,基本上是以芜湖的“胡开文”墨庄为中介的。

类似于“舞文弄墨”书店,算得上是徽州村庄一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样板。在胡健平复印的清代宣统版《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我读到了上面收录的旧谱家训“十二条”与新定的祠规“二十四条”,这既是旧时胡氏家族的“家法”“族规”,亦是胡氏家族倡导自治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谈到上庄被拆除的胡氏宗祠,胡健平还是不堪回首,痛恨于心。胡健平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他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像胡适先生那样的文化人。从他的执着,以及对文化人的敬仰,我感受到了“明经胡氏”一种良好的家风还在相传沿袭。

考水瑶湾的汉龙兄,看到我“在适之路听讲”的微信,打电话说要请上庄胡氏宗亲出面陪同采访,让我谢绝了。

 

 

晚上,入住绩溪县城杨之北路的胡仕大酒店。看到酒店的名字,我受好奇心驱使,就向总台服务员打探酒店名字的由来。结果,酒店服务员比我更好奇。毋庸置疑,胡氏是绩溪乃至徽州的大姓,在绩溪十八万人口中,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姓胡。“明经胡”只是徽州迁徙姓氏中的一支。

在徽州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有多少姓氏在迁徙、繁衍?徽州,是新安江的发源地,随着新安江水系,程、汪、吴、黄、胡、王、李、方、洪、徐、鲍、戴、江、孙等等姓氏,俨如一条条血脉在徽州大地上流淌。“徽商遍天下”、“无徽不成镇”,是对徽商最好的注脚。而“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的自然条件,以及徽州人自食其力的人生旅途。“徽人经商的历史固然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明中叶开始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徽商应该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而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研究》)随着徽商的兴起,他们最为活跃的区域是“长江下游的‘五府’地区和中上游的‘两湖’乃至‘天府之国’的四川,还有运河两岸的城镇直至燕京”。明清时期,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等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徽商,这个极具地域性的商业群体,在中国商界先后称雄五百多年。

在绩溪的历史上,胡宗宪、胡适、胡雪岩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分别走向了政、学、商界的塔尖。“小小绩溪县,大大仁里村。”想必,民间流传的这句话,是对仁里村历史上人物迭出的一种彰显。仁里村建村于一千四百多年前,是徽杭古道上的重镇,离绩溪县城只有五公里左右。相传,仁里村是北宋理学大师程颐、程灏后人的世居之村。元代时,村里人程燧就创办了翚阳书院。明清时期,仁里村更是崇文重教,涌现了一批徽商和文人。与胡适先生同宗的近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虽然住在与仁里村相连的湖里村,他小时候还是在仁里村接受的启蒙教育。据说,胡适先生当年赴美留学的五百大洋,就是仁里的大徽商——他的同窗好友程松堂慷慨解囊的。程松堂不仅生意做得出色,热心公益事业,还创办端本女子小学,开了女童入学风气的先河。

类似程松堂的善举,在徽州地方志和民间谱牒中屡见不鲜:徽商李宗楣“独修铜陵江堤七千数百丈以卫民田,费逾万”;汪宽“捐募银元二万,修复休宁县城峡溪大桥”,后家乡遭遇洪灾,“他从上海急采西贡大米千担运回,平价粜,解民急”;齐宏仁“遇善举,无不勇为。如修宗谱,建桥梁,葺道路,立保安会、中国红十字会汉口慈善会,咸输重金”;赵之俊“输千金筑书斋、置学田,以培人才”;潘开祥为“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汪廷瑞“热心公益,修桥建亭铺路”;程泰仁“初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咸丰间业茶上海,独捐巨赀修‘广福寺’”……在徽州,一代代的商人从小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们“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以自己的言行赢得了“儒商”的赞誉。苏氏家族“勤勉自学以迄于成”;程承诏“好学不倦,日理茶务夜读书,尤淹贯群史”;吕宗洛“随父贾于姑苏,持筹余暇,涉猎群书”;薛鸣鸾“嗜书史,善诗赋,卷不释手”;董邦直“就商三十余年,喜歌诗,兼工词”;汪炳炤“沉潜典籍,文章规范,嘉庆辛酉在杭州以商籍试,学宪文拨入钱塘学第一”;王云翔“经商闲时,于中西政要诸书,手加丹黄,人有疑问,凿凿指示”……

胡雪岩以良药济世,他的店堂内挂有二块匾:“真不二价”是他对外的宣言,而“戒欺”则是对内的警戒。“戒欺”的跋是这样写的:“凡百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正是这样的坚守,胡庆余堂能够一百多年长盛不衰。

星移物换,时过境迁。登源河还在不息地流淌,而湖里村的街巷,呈现的是苍老的肌理与斑驳的印痕,节孝坊、戏台、书院、祠堂已经失去了踪影。“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是尚得为大家乎哉。”(《程典》卷十二)祠堂,对于徽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宗族关系的物质表征和供奉祭祀祖先的神庙,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以及宗族不断繁衍发展的历史见证。在徽州,一个村庄祠堂的存在意义,已经超过了建筑本身的遗存。

好不容易找到湖里村56号胡雪岩故居,却遭遇铁将军把门。据村里的周斯祥老人介绍,真正意义上的胡雪岩故居,已经不存在了。故居原来是“四水归堂”的老房子,与胡氏宗祠毗连。现在房屋的主人胡天书,是胡雪岩的后人,他在绩溪县城开饲料商店。胡天书有六个子女,他老婆去小儿子家带孙子了。因为透过门缝看不到屋内,我从对面57号胡巧正家的余屋平顶上去,隔着院墙,只能看到一个种有花草的院子。

有谁会相信,就是从这个院子里走出了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或许,大多数人只知道那个操纵江浙商业,经营中药、丝绸、茶叶,开设银号的胡雪岩,却鲜有人知晓那个幼时家境贫困,以帮人放牛为生的少年,以及他最初的家园。

胡巧正的老婆程小英看到我遗憾的神情,说胡天书也不容易,昼上在城里做生意,夜里还要服侍九十岁的老母。

在绩溪县城,我按照故居墙上标的胡天书手机号码拨过去,竟无人接听。

 

“乡村如星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州盐商程且硕在《春帆纪程》中,这样记述徽州的村落景观。而我从程且硕的家乡歙县,追寻着“明经胡”第五代后人胡仕良迁徙的路径,走进了黟县东南部仿船形建村的西递。

西递,原名西川,而之所以更名西递,是因为处徽州府之西,曾设“铺递所”。据说,胡仕良当年从婺源去南京经过这里的时候,被山水相映的环境吸引住了。随后,胡氏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西递胡氏一脉经商发家,大兴土木光宗耀祖,留下了一百二十多幢明清建筑。徽商胡元熙的家就在西递,“桃李园”是他在咸丰年间建的居所兼私塾蒙馆。所有的宗祠与民居,无论建设的初衷是体现宗族的力量,还是“富而显贵”,从中都可以发现徽州建筑“自然与雕琢、质朴与工巧、飘逸与规矩”等对立因素并存的关系。在西递,我们可以感知徽州古村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缩影。

 

 

“家乡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康熙年间《徽州府志·风俗》)在徽州传统社会里,血缘是每一个氏族联结的纽带与标识。而每一个村庄的祠堂,除了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还是对宗族血缘关系与社会身份的认同标志。无疑,西递的胡家祠堂——追慕堂,这些功用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清朝甲寅年间(1794),明经胡氏廿四世祖胡贯三,追思慕念祖父丙培公、父亲应海公一生崇文尚义、乐善好施,建设了这座宗祠。

 

 

虽然,从祠堂前广场经门厅到达方形天井到大堂,再从两侧进入后部的条形天井最终抵达供奉祖先的场所,只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却是徽州人一生的走向,还有村庄的伦理秩序。只要在徽州走进这样的祠堂,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祠堂空间明确的序列感,甚至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

西递村的祠堂、牌坊、民居、深巷、拱桥、溪流、池塘,处处透出时间与空间的意象。如今,居住在西递的三百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都姓胡。欣喜的是,西递的胡氏后人都知道宗族迁徙的踪迹,还有自己血脉的来源。与村民聊天,他们谈起自己的家族渊源,以及家族中涌现的历代名人,都如数家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感。

黑与白,是徽州民居最为明显的视觉符号。伫立在西递的村口,进入视线的村庄民居淡雅简约,还有鳞瓦与飞檐层层叠起的韵律感。那山野田园里粉墙黛瓦的徽州民居,宛如一幅幅徽州新安画派遗下的水墨。每一幅画卷里,都是人们神往的家园意象。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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